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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

2018-05-25 08:39:00

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由小變大、由弱變強、不斷走向勝利的輝煌時期。中國共產黨把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作為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日戰爭的出發點,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旗幟,打開了中國革命事業的新局面;堅持全面抗戰路線,獨立自主地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堅持抗戰、團結和進步的方針,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高潮,克服了敵后抗戰最嚴重的困難,成為奪取抗戰勝利的中流砥柱;努力爭取和平民主,堅決進行人民解放戰爭,使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具有歷史性轉變意義的偉大勝利。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穩定成熟的領導集體,實現了全黨的高度團結和統一;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歷史性飛躍;成功地實施了黨的建設“偉大的工程”,孕育和形成偉大的延安精神;造就了一大批優秀的領導人才,積累了治黨、治政、治軍的一整套豐富經驗,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學習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對于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弘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延安和陜甘寧邊區,曾經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經是中國人民解放斗爭的總后方。延安以“中國革命的圣地”而聞名于世。 

黨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是我們黨由弱變強、轉敗為勝的十三年;是毛澤東思想日益成熟、豐富發展的十三年;是延安精神孕育形成、發揚光大的十三年。深入了解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扭轉乾坤、創造輝煌的歷史,努力學習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真諦,繼承和發揚偉大的延安精神,吸收和借鑒延安時期的豐富經驗,對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一、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光輝歷程 

(一)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旗幟,打開中國革命事業的新局面

 

1.中共中央長征到陜北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經過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四道封鎖線,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余人銳減到3萬余人,中國革命處于被“左”傾教條主義者斷送的危急關頭。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解決了黨內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新的中央的領導和指揮下,四渡赤水,南渡烏江,佯攻貴陽,分兵黔東,誘出滇軍,巧渡金沙江,擺脫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隨后,又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終年積雪、人跡罕至的夾金山,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區與紅四方面軍會師。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堅持繼續北上的戰略方針,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進行了斗爭。在翻越夢筆山、長板山和打鼓山等大雪山,穿越渺無人煙的茫茫草地,攻破天險臘子口,越過岷山后,于9月18日到達甘肅岷縣以南的哈達鋪。在這里,中共中央從國民黨報紙上獲悉西北紅軍和根據地仍然存在的喜訊,毛澤東在團以上干部會議上提出,首先要到陜北去,那里有劉志丹領導的紅軍。9月27日,中共中央到達通渭縣榜羅鎮。在這里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決定把黨中央的落腳點放在陜北,“在陜北保衛和擴大蘇區”。會后,黨中央率中央紅軍越過六盤山,于10月19日到達西北革命根據地吳起鎮(今吳起縣城),在這里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宣告了中央紅軍長征的結束。由劉志丹、謝子長等領導創建的陜甘根據地成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落腳點和中國革命新的出發點。 

陜甘根據地,是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全國僅存的一塊完整的革命根據地。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陜西省委于1927年10月、1928年5月相繼派唐澍、謝子長、劉志丹、呂佑乾等領導發動了清澗起義、渭華起義、旬邑起義,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這些起義雖然先后失敗,但在革命轉入低潮,反動勢力向革命群眾舉起屠刀,斗爭陷入嚴重困難時期,陜西黨組織以武裝的革命反抗武裝的反革命,表現了黨和人民英勇無畏的氣概,打擊了敵人,鍛煉了干部,為劉志丹、謝子長以后創建陜甘邊、陜北革命根據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20世紀30年代,劉志丹、謝子長為創建紅軍和根據地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1931年9月,紅軍晉西游擊隊西渡黃河,進入陜北,改為陜北游擊支隊。11月初,陜北游擊支隊與劉志丹領導的南梁游擊隊會合。1932年1月,中共陜西省委將兩支游擊隊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2月12日,反帝同盟軍在甘肅正寧三嘉原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邊游擊隊,謝子長、劉志丹、閻紅彥先后擔任總指揮。1932年12月,陜甘邊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按照中央創建陜甘邊新蘇區的指示精神,紅二團在劉志丹、王世泰等領導下,創建了以耀縣照金為中心的陜甘邊根據地。1933年10月,照金蘇區陷落后,劉志丹、王泰吉等建立了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開辟了以甘肅華池縣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先后成立了10多個縣級蘇維埃政權。 

在中共陜北特委領導下,1932年3月,成立了紅軍延川游擊隊。到1934年7月,游擊隊發展很快,并開辟了大片紅色區域。1934年7月8日,紅軍陜北游擊隊總指揮部在安定縣(今子長縣)成立,謝子長任總指揮。1935年1月,中共陜北特委將陜北紅軍合編為紅軍二十七軍八十四師,開辟了10多個縣的蘇維埃區域。 

1935年2月,中共陜甘邊特委、中共陜北特委在安定周家鶨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統一領導陜甘邊、陜北兩塊根據地和武裝力量。謝子長犧牲后,西北紅軍在劉志丹的領導下,粉碎了國民黨數萬軍隊的“圍剿”,相繼解放了安定、延長、延川、安塞、靖邊、保安(今志丹縣)六座縣城,使陜甘邊、陜北兩塊蘇區連成一片,形成陜甘根據地。 

1935年9月,紅二十五軍由鄂豫陜蘇區先期長征到達陜北,與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會師。在中央派駐西北代表團主持下,于9月17日在延川永坪召開會議,決定撤銷西北工委,改組西北軍委,成立了中共陜甘晉省委;3支紅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徐海東,政委程子華,副軍團長兼參謀長劉志丹)。紅十五軍團建立后,立即投入陜甘根據地的第三次反“圍剿”斗爭,先后取得了勞山、榆林橋兩次戰役的勝利。此時,陜甘蘇區發生了嚴重的錯誤肅反事件,劉志丹、習仲勛等一大批參與創建陜甘蘇區的領導干部被關押,200多人被錯殺。這是貫徹王明“左”傾錯誤的惡果。黨內開展的錯誤肅反斗爭與國民黨軍隊的大規模“圍剿”,使陜甘根據地陷入嚴重危機之中。 

黨中央到達陜北后,很快了解到并及時糾正了陜甘根據地的錯誤肅反,釋放了劉志丹等陜甘紅軍和根據地的領導人。11月初,中共中央率中央紅軍在甘泉縣同紅十五軍團會師。11月20日至24日,在毛澤東等人的指揮下,中央紅軍和西北紅軍進行了直羅鎮戰役,殲滅國民黨軍隊一個師又一個團。這次戰役的勝利,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對陜甘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在歷時一年的艱苦轉戰中,長驅二萬五千里,縱橫十幾個省,粉碎了數10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戰勝了無數艱難險阻,實現了空前的戰略大轉移,勝利地完成了震驚中外的長征。一年之后,紅二、四方面軍也勝利完成了長征。毛澤東曾豪邁地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江澤民指出:“偉大的長征給黨和人民留下了偉大的長征精神。這種精神,就是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就是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就是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就是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長征精神,是中華民族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體現,是保證我們革命和建設事業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強大精神力量。” 

 

2.召開瓦窯堡會議,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

黨中央到達陜北前后,中國正處于政治大變動的前夜。一方面,民族危機空前深重,日本侵略者利用國民黨統治者的不抵抗政策,制造華北事變,控制了華北的大部分地區。其情景在當時被有人描述為:“愛國有罪,冤獄遍于國中;賣國有賞,漢奸彈冠相慶。”北平的學生悲憤地喊出:“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另一方面,在日本帝國主義已經顯示出“他們要占領全中國”的形勢下,國內各階級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的一切階級和政治派別都不能不回答“怎么辦”的問題。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了《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發表在法國出版的《救國報》上,傳到國內后,在社會各階層中引起強烈反響,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1935年12月北平爆發的一二九運動,開揭露了日本吞并華北進而侵略全中國的陰謀,打擊了國民黨政府的妥協退讓政策,極大的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 

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機關到達陜甘根據地的中心瓦窯堡(今子長縣城),13日,中共中央發布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提出中國共產黨愿同“一切抗日反蔣的中國人民與武裝隊伍”聯合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幾天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張浩從蘇聯回國到達瓦窯堡,向中共中央傳達了共產國際關于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新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為了匯集中華民族的各種抗日力量,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黨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著重討論了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等問題,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兩天后,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進一步闡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特別是精辟地分析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和利用地主買辦營壘內部矛盾的可能性,深刻地論證了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地主買辦營壘中的親英美派聯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他強調:“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斗、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 

瓦窯堡會議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召開的第一個極為重要的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發展。它在遵義會議解決了軍事路線問題和組織問題之后,開始有系統地解決政治路線和政治策略問題。這次會議在歷史發生重大轉折的關頭,不失時機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克服了“左”傾關門主義錯誤,使黨牢牢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瓦窯堡會議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善于總結革命成敗的經驗教訓,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的革命運動。 

 

3.推動西北抗日大聯合的實現

瓦窯堡會議后,為了擴大抗日武裝和革命根據地,實現直接對日作戰,黨中央決定紅一方面軍以“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的名義進行東征。在毛澤東和彭德懷的指揮下,抗日先鋒軍于1936年2月20日突破閻錫山部隊的黃河防線,在75天連續作戰中,轉戰30多個縣,殲敵1.3萬多人,擴大紅軍8000多人。在遭到蔣介石、閻錫山的重兵阻攔下,為了避免內戰,保存抗日力量,并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開展,黨中央于5月初決定紅軍撤回陜北,結束東征。紅軍回師陜北后,黨中央又決定組成西方野戰軍,向陜、甘、寧三省邊界國民黨軍事力量薄弱的地區進行西征。1936年6月底,黨中央機關從瓦窯堡移駐保安縣。紅軍西征軍從5月下旬至7月底開辟了縱橫400余里的新根據地,使陜甘根據地擴大為陜甘寧根據地。從8月開始,“西方野戰軍”在鞏固新區的同時,繼續向西發展,迎接紅二、四方面軍。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在西北大會師,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大事件。 

在領導紅軍進行東征和西征,迎接紅二、四方面軍的同時,黨中央大力開展了對張學良、楊虎城的統一戰線工作。 

張學良的東北軍在九一八事變后被蔣介石調到西北“圍剿”紅軍。東北軍在“剿共”戰爭中遭受重大損失,有著打回東北老家的強烈抗日愿望。為了開展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并將大批在作戰中俘虜的東北軍官兵釋放。黨和紅軍領導人發表了《紅軍為愿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派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兩次赴洛川同張學良和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進行了會談。1936年4月9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到東北軍駐地膚施(即延安),同張學良舉行秘密會談。張學良接受中國共產黨關于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張,并提出爭取蔣介石抗日的意見。雙方還商定了紅軍與東北軍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項。這次重要會談后,中共中央正式向東北軍派駐代表,在西安開展統戰工作。 

楊虎城及其率領的第十七路軍,從大革命時期以來,基本上同中國共產黨保持著聯系,并且有著強烈的抗日熱情。為了盡快爭取與楊虎城合作抗日,黨在爭取與張學良聯合抗日的同時,進一步加強了對楊虎城的工作。從1935年12月到1936年夏,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先后派代表到楊虎城處商談聯合抗日問題。經過多次談判,與楊虎城達成互不侵犯、取消經濟封鎖、建立軍事聯絡、紅軍代表駐西安開展工作、聯合抗日等協議。從此,中國共產黨同第十七路軍建立了比較牢固的關系。 

在此期間,中共中央還做了促進張學良、楊虎城團結合作的工作,派代表同新疆督辦盛世才溝通聯系,開展對駐守陜北的國民黨軍第八十六師師長高桂滋和哥老會的工作,并同回族人民建立了聯系。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一步擴大,形成了西北抗日力量的大聯合。這對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4.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當天凌晨,張學良的東北軍一部包圍了臨潼華清池,扣留了蔣介石。與此同時,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囚禁了從南京來的國民黨軍政要員。 

本來,中國共產黨順應抗日救國的歷史要求,在1936年5月5日發表《停戰協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后,實際上已開始實行逼蔣抗日的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并轉全體國民黨黨員的公開信,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12月1日,毛澤東與紅軍19位高級將領致書蔣介石,希望他“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同時,中國共產黨同張學良、楊虎城已經形成了“西北抗日大聯合”。但是,直到1936年12月,蔣介石還是不顧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于12月4日再次來到西安,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脅迫張、楊進攻紅軍,終于導致了西安事變的爆發。 

西安事變在國內引起強烈的反響,內戰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事變發生的當天清晨,張學良電告中共中央。毛澤東、周恩來接到電報后,立即復電,表示擬派周恩來前往西安商量大計。12月13日,黨中央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15日,紅軍將領聯名發表《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表示支持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愛國領袖等項主張,反對親日派借“討伐”張楊之名而發動大規模內戰;重申了中國共產黨關于國共合作、化敵為友、共赴國仇的政策;要求南京國民黨當局“罷免蔣介石,交付國人裁判”,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組織統一戰線政府。蔣介石的雙手沾滿了無數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鮮血,中國共產黨要求將他“交付國人裁判”實屬情理之中。但中共中央經過對國內外局勢的深入分析后認為,西安事變只有和平解決,才能避免一觸即發的內戰,形成全國團結抗日的局面。因而,從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出發,鄭重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在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商討有關問題并同南京方面的談判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經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終于換來蔣介石停止“剿共”、聯共抗日等項承諾,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它粉碎了親日派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促進了中共中央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從此,十年內戰的局面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現。在抗日的前提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已成為不可抗拒的大勢。 

5.中共中央進駐延安,為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和全民族抗戰而斗爭

西安事變發生幾天后,駐延安的東北軍向西安一帶集中。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由紅軍接管延安。中共中央機關隨即于1937年1月13日由保安遷到延安。從此,延安成為指導中國革命的中心,照耀中華民族前程的燈塔。 

早在1935年冬和1936年春,國共兩黨就通過若干渠道進行了接觸和談判。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談判正式開始。1937年2月10日,為促進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中國共產黨發表毛澤東、張聞天等研究起草的《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向國民黨提出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等五項要求,同時作出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等四項保證,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最大誠意和決心。從1937年2月到全面抗戰爆發前,中共中央先后派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博古(秦邦憲)等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沖以及蔣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廬山舉行多次談判。談判中,中國共產黨在堅持對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實行絕對領導、保持獨立自主原則的前提下,向國民黨做出了所能作出的讓步,但由于蔣介石缺乏誠意,使談判沒有達成實質性的協議。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者以制造盧溝橋事變為起點,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處于最危急的時刻。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再上廬山,同國民黨代表就發表國共合作宣言、紅軍改編、蘇區改制等問題進行談判,并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交蔣介石。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作為國共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但直到此時,蔣介石仍然堅持紅軍改編后不設統一的軍事指揮機關,也不愿意承認共產黨的平等地位,還企圖通過紅軍改編逼毛澤東和朱德“出洋”,致使這次談判仍未獲得結果。 

平津淪陷后,上海形勢緊張。8月上旬,周恩來、朱德、葉劍英應國民黨邀請赴南京參加國防會議,并同國民黨繼續談判。由于蔣介石急欲調動紅軍開赴抗日前線,在紅軍改編等問題上的態度有所松動,雙方終于達成了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協議。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將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不久改為第十八集團軍),任命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8月25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為了保證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8月2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由朱德任書記的前方軍分會(后稱華北軍分會)。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蔣介石發表了事實上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合法地位的談話。中國共產黨的國共合作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標志著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10月,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張云逸任參謀長,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是中國共產黨積極努力和大力推動的結果,它使抗日戰爭成為名副其實的全民族革命戰爭,對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旗幟,為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建立而斗爭的同時,中共中央為迎接全民族抗戰的到來,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作了重要準備。1937年5月至6月,黨在延安先后召開了全國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結論。在深刻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和實現抗戰的三位一體的任務,而爭取民主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是“保證抗戰勝利的中心一環”;在總結第一次國共合作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闡明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極端重要性;從“干部決定一切”的認識高度,提出了要自覺造就成千上萬的干部和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的任務。黨的白區工作會議,比較系統地總結了八七會議以來白區工作遭受挫折的慘痛教訓,確定了新形勢下白區工作的基本方針、策略和任務以及必須進行的群眾工作和組織工作。黨中央還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開辦了培養黨的高中級軍事干部的紅軍大學(1937年1月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毛澤東親自講授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實踐論》、《矛盾論》。《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從中國社會和敵我雙方的基本情況出發,系統地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軍事上的經驗教訓,闡明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規律。《實踐論》和《矛盾論》,則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唯物辯證法的核心——對立統一規律,作了系統的精辟的發揮,科學地論述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這兩篇著作既是對中國革命斗爭經驗的哲學概括,又是對中國共產黨批判“左”右傾錯誤特別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哲學總結。它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深刻地系統地論述了黨內同志犯錯誤的思想認識根源,對于提高黨的干部的思想理論水平起了極大的作用。 

1935年11月5日,毛澤東在甘泉縣象鼻子灣對隨行的部隊發表講話時堅定地說:我們紅軍的人數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留下來的是中國革命的精華,都是經過嚴峻鍛煉和考驗的。留下來的同志不僅要以一當十,而且要以一當百、以一當千,和陜北紅軍、陜北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完成中國革命的偉大使命,開創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黨中央到達陜北還不到兩年時間,在這塊革命的“落腳點”上,以對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無限忠誠,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旗幟,聯合一切可以團結的抗日力量,最終促成了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掀起了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高潮,實現了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到抗日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打開了中國革命事業的新局面。 

(二)制定全面抗戰路線,獨立自主地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

1.召開洛川會議和實行全面抗戰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侵略軍悍然向駐守在盧溝橋附近的中國守軍進攻,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侵略戰爭。中國軍隊被迫奮起還擊,偉大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第二天,消息傳到延安。中共中央立刻作出判斷并率先向全國發出通電:“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這個基本政治口號,不僅意識到盧溝橋事變是日軍大舉進攻中國的開始,而且鮮明地指出只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才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惟一出路,從而緊緊抓住了中國抗戰政治領導的旗幟。 

7月17日,蔣介石發表了廬山談話。對此,毛澤東很快表示歡迎說:“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內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7月23日,毛澤東發表了《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旗幟鮮明地提出對付日本進攻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方針、兩套不同的辦法和兩個不同的前途,強調只有實行動員全國人民、全國軍隊、改革政府機構、爭取廣泛外援等八項辦法,才能實行堅決抗戰的方針,爭取“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這就把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向全國提了出來。 

中共中央在推動國民黨進行全國性抗戰的同時,也加緊進行紅軍參戰的實際準備工作。為了討論全面抗戰爆發后的形勢和黨的任務,制定黨領導抗戰的方針政策,毛澤東提議:“在紅軍開動時開一次政治局會議,同時討論作戰問題,地點在洛川”。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縣馮家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洛川會議)。會議由張聞天主持,毛澤東作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指出:七月七日盧溝橋抗戰,已經成了中國全國性抗戰的起點。中國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就是實行抗戰的階段。今天,爭取抗戰勝利的關鍵,在于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成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而國民黨實行片面的抗戰路線,包含著極大的危險性,存在著嚴重失敗的可能。因此,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民眾和武裝力量,應該站在斗爭的最前線,使自己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會議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闡明了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基本政治主張,體現了黨的全面抗戰路線,指明了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后勝利的具體道路。洛川會議是在全國抗戰剛剛爆發的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制訂的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對奪取中國抗戰的勝利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從8月下旬起,改編后的八路軍陸續東渡黃河,挺進山西前線,在戰役上配合國民黨軍作戰。9月25日,第一一五師主力在平型關附近伏擊殲滅日軍1000余人,擊毀汽車100余輛,繳獲一批輜重和武器。平型關戰斗是華北戰場上中國軍隊主動尋殲敵人的第一個大勝仗。它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振奮了全國人心,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接著,八路軍3個師又配合國民黨軍隊進行忻口戰役。歷時一個多月的忻口戰役是抗戰初期華北戰場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戰役,也是國共兩黨軍隊合作抗日、配合較好的一次戰役。 

八路軍開赴前線后,黨中央關心的一個重大問題是:精心部署八路軍在戰略統一下獨立自主地開展山地游擊戰爭,指導其實現從國內正規戰爭到抗日游擊戰爭的轉變。這是貫徹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必須解決好的一個關鍵問題。全面抗戰爆發前后,黨中央就開始醞釀討論紅軍作戰方針和戰略轉變問題。1937年8月1日,毛澤東對正在涇陽縣云陽鎮召開的紅軍高級干部會議提出明確的指導意見:“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只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在洛川會議的軍事報告中,毛澤東提出了紅軍的五項基本任務,強調“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包括在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和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討論時,“曾出現過不贊同游擊戰而主張打運動戰的分歧意見”,盡管會議最后確定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但由于時間緊迫,對游擊戰與運動戰的主次關系問題,未能充分討論。參加這次會議的肖勁光回憶道:“洛川會議上在討論軍事指導方針中盡管意見不同,但出發點都是一個,就是在出征以后更有力地打擊敵人,更有利于我軍的發展壯大。當然,它也說明同志們在當時對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對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問題在認識上有差異。” 

實行這樣重大的戰略轉變,是很不容易的。這不僅因為紅軍在十年內戰后期已習慣于運動戰,一時不容易改變過來;還因為抗日戰爭爆發后,不少人十分興奮,對戰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認識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毛澤東擔心:如果這樣,“紅軍勢必同閻錫山相似,陷入被動的、應付的、挨打的、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境遇中”。9月中下旬,毛澤東接連五次致電前方,提醒前方將領要以最大的決心實現這個戰略轉變:“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游擊戰爭如失敗,我們需負嚴重的責任……要設想在敵整個占領華北以后,我們能堅持廣泛有力的游擊戰爭。”毛澤東的反復闡明和耐心說服,使前方將領加深了對游擊戰爭戰略地位的認識。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寫道:“受命之際,讀到毛澤東同志的這些電報,感到很重要,很親切,特別是對深入敵后,創建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堅持長期抗戰的思想,更為明確了。”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華北戰局由此發生了一個根本變化: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敵后游擊戰爭上升到主要地位。八路軍的主要任務是獨立自主地放手發動群眾,在敵后廣大鄉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根據地。毛澤東指出:根據地“是游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他叮囑各路指揮員:要像下圍棋“做眼”一樣,在敵后發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八路軍各師按照黨中央的精心部署,首先在山西的東北、西北、東南、西南四個角實施戰略展開,1938年4月以后又大幅度分兵,向河北、豫北平原、山東、冀熱邊和綏遠等華北廣大敵后區域發展游擊戰爭,開辟廣大的敵后戰場,先后創建了晉察冀、晉西北和大青山、晉冀豫、晉西南、冀魯邊、山東抗日根據地。與此同時,新四軍以皖南為依托,向蘇南、皖中、豫東發展,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和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到1938年10月,八路軍、新四軍與日、偽軍作戰1600余次,斃傷俘敵5.4萬人;八路軍發展到15.6萬余人,新四軍發展到2.5萬余人,敵后抗日根據地(包括游擊區)總人口達5000萬以上。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后抗日游擊戰爭,不僅配合了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的作戰,直接給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擊,而且迫使日軍將原先用于進攻的大量兵力轉用于其占領區,從而對停止日軍的戰略進攻,穩定全國戰局,使抗日戰爭由戰略防御階段轉入戰略相持階段,起了重要的作用。敵后戰場的開辟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立,成為堅持長期抗戰的中流砥柱。 

2.抗日戰爭的持久戰理論

從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5月徐州失守,抗日戰爭已進行了整整10個月。這場近代以來規模最大的民族戰爭究竟將怎樣發展?中國能否取得抗戰勝利?如何才能取得勝利?對這些重大問題,許多人還沒有找到正確的答案,也沒有人給予系統的令人信服的回答。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國論”、“速勝論”等錯誤觀點仍有相當大的市場。身任國民黨副總裁的親日派汪精衛就是“亡國論”的突出代表,這種悲觀情緒由于國民黨軍隊在軍事上的嚴重失利,也影響到中間階層和一部分勞動人民。寄希望于國際局勢發生變化和依賴外力援助迅速結束戰爭的思想,則是蔣介石集團中“速勝論”觀點的集中體現,而《大公報》甚至把臺兒莊戰役的勝利看成是“敵人的最后掙扎”。在共產黨內,“亡國論”是沒有市場的,但一些人過于看重國民黨200萬正規軍的力量,急于打大仗,對戰爭的長期性、艱苦性缺乏明確的認識和充分的精神準備。1935年12月,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中,分析了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基本國情后指出,要打倒敵人必須作持久戰,包括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個事業。1936年7月,他在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估計了抗日戰爭的形勢,提出了通過持久抗戰爭取勝利的方針。全國抗戰爆發后,朱德、張聞天、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等相繼發表文章,論述抗日戰爭的持久性,以及實行持久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條件、方法等。在1937年8月11日舉行的國民政府軍委會談話會上,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就這些看法進行了闡述和說明。在抗戰進行了十個月后,毛澤東深感有必要對抗戰經驗作一個總結性闡釋,特別是應著重地研究持久戰問題。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了《論持久戰》的長篇講演,回答了困擾人們思想的種種問題,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毛澤東全面地考察和論證了中國能夠、也必須經過持久抗戰取得勝利的客觀依據。他指出:“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這是全部問題的根據。在這場戰爭中,中日雙方存在著互相矛盾的四個基本特點:敵強我弱,敵退步我進步,敵小我大,敵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第一個特點決定了日本的進攻能在中國橫行一時,中國不能速勝,中國抗戰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抗戰是持久的;后三個特點決定了中國不會亡國,經過長期抗戰,最后的勝利屬于中國。

毛澤東科學地預見到抗日持久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明確指出:通過三個階段,在雙方的力量對比上,中國必將從劣勢到平衡到優勢,而日本必將 

由優勢到平衡到劣勢。其中,戰略相持階段的時間將相當長,遇到的困難也將最多,然而它是戰爭轉變的樞紐。這是毛澤東持久戰理論的要點。“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于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于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毛澤東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為了動員民眾,就要把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于軍隊之中,就要調動全軍全民的最大積極性以支持戰爭。只要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會造成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論持久戰》中這些異常清晰而符合客觀實際的科學判斷,回答了人們最為關心而一時又看不清楚的問題,使人們對戰爭的發展過程和前途有了一個清晰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堅持抗戰的信心。1939年8月4日,周恩來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中轉述了一位外國記者對《論持久戰》的評論:“不管他們對于共產黨怎樣的看法,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是誰,大部分的中國人現在都承認毛澤東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和國際的因素,并且無誤地描繪了未來的一般輪廓。”這部著作,不僅對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對國民黨將領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程思遠回憶說:“毛澤東《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贊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后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一篇文章具有如此強大的說服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歷史上是少有的。 

 

3.決定中國命運的六屆六中全會

《論持久戰》發表4個月后,黨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曾在七大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沒有六中全會,今天的局面不會有這樣大”。如此高度的評價,一個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六屆六中全會基本上糾正了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錯誤,再次強調了中國共產黨必須獨立自主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日戰爭,從而進一步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步調。中國抗戰需要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給予中國革命深刻的影響并起決定性的作用。對此,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是非常清醒的,也是十分堅定的。但是,由于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和國共兩黨間存在著兩條不同的指導路線,黨如何處理統一戰線中的統一和獨立、團結和斗爭的關系,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是對抗戰成敗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 

在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就指出:要堅持統一戰線,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同時要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汲取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對國民黨的反共傾向保持高度的警覺性。洛川會議結束后,1937年8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座談會上討論了毛澤東提出的國共關系中更深層次的問題:在統一戰線中,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還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毛澤東說:在統一戰線的長期過程中,國民黨有計劃地從各方面影響和吸引共產黨和紅軍,我們要提高政治警覺性,要使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跟隨我黨走。國民黨內有些人動搖于國共兩黨之間,這對于我們吸引國民黨是有利的,共產黨吸引國民黨的條件是存在的。“兩黨之間互相吸引的問題,要在斗爭中來解決。”統一戰線建立以后,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要注意在黨內加強教育。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提綱中指出: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民族的和階級的投降主義。否則,中國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軍隊就可能被國民黨吸引過去,被溶化或消滅掉,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前途也會被葬送掉。這個報告在黨內引起了很大震動。 

然而,半個月之后,事情就發生了波折。1937年11月29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和候補書記王明回到延安,貫徹共產國際關于中國抗戰的“新政策”。王明在12月9日至1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即“十二月會議”)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在堅持抗戰和國共合作方面發表了一些正確的意見,但重點是對洛川會議以來中共中央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許多正確觀點和政策提出批評。他抹煞國共兩黨抗戰路線的原則分歧,反對提出誰吸引誰的問題,主張“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否認統一戰線中黨的獨立自主的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反對放手發動和武裝群眾;輕視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爭和人民軍隊及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作用,認為沒有統一的國防軍與正規軍是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 

由于王明說他的報告傳達的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這就使得許多與會者產生盲目信賴,一時不能明辨是非。許多人受騙,以為自己錯了,作了自我批評。有些人根據王明提出的很多錯誤的或片面的觀點,總結檢查過去統一戰線工作的得失,承認有“狹隘觀念”和“不策略”的地方。張聞天、劉少奇等則闡明了自己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劉少奇先后3次發言,結合華北的情況指出:“我們所說的獨立自主,不是破壞統一戰線,而是盡量爭取合法地位去進行工作。發展民眾運動,動員千百萬群眾參加抗日,是爭取抗戰勝利的基本條件。……要以共產黨為領導來團結一切抗日勢力與階層,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堅持敵后的抗戰。”毛澤東在會上的處境十分困難。他在11日、12日的兩次發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說的“抗戰后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統一戰線的總方針要適合于團結御侮。對王明的一些錯誤批評,毛澤東作了基本的辯白和正面的闡述。他強調:“國民黨與共產黨誰吸引誰這個問題是存在的,不是說要將國民黨吸引到共產黨,而是要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獨立性,便會使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方面去。他說:“在統一戰線中,‘和’與‘爭’是對立的統一。”所謂獨立自主是對日本作戰的獨立自主,戰役戰術的獨立自主。他還說:“抗日戰爭總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洛川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是對的。”對這個發言的基本精神,毛澤東在1943年11月政治局會議上說:“十二月會議我是孤立的,我只對持久戰、游擊戰為主、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是堅持到底的”。由于毛澤東等人的抵制,這次會議沒有展開對分歧意見的討論,也未就王明的主張形成決議。盡管王明的錯誤主張影響了不少與會者,對工作帶來一些干擾,但由于不符合中國國情、在實際工作中行不通而遭到抵制。由于黨中央堅持獨立自主地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方針,華北敵后游擊戰爭取得重大勝利。雖然有著王明的干擾,中共中央長江局總的說來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仍貫徹執行了獨立自主的原則,做了大量統一戰線工作和地方黨的工作,領導了抗日救亡運動,并注意發展華中武裝力量。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總結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實踐經驗,對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作出了理論概括,批駁了王明的錯誤主張。這些工作使王明右傾錯誤的影響被限制在局部范圍內,并較快地得以糾正。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任弼時為代表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交涉軍事、政治、經濟等問題,說明中國抗戰和國共兩黨關系的情況,爭取共產國際的支持和支援。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提交的《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工作與任務》的報告,使共產國際領導人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和中共的政策有了較多的了解,表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這就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對黨中央政治路線說三道四的資本,為六屆六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掃除了障礙。李維漢回憶說:“從此以后,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毛澤東也作過這樣的評價:“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天主教堂召開。毛澤東于12日至14日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這是會議的中心議題。許多同志圍繞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作了報告或發言。會議的最后兩天,毛澤東作總結,著重講了統一戰線問題及戰爭和戰略問題。全會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準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路線。 

全會完全贊同毛澤東對15個月來抗戰經驗的總結和對當前形勢的科學分析。毛澤東指出:中國抗戰正處在由防御轉入敵我相持的過渡時期,即將進入一個新階段。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堅持團結與進步,這是15個月抗戰的基本教訓,也就是今后抗戰的總方針。 

全會重申了全黨應把主要工作放在戰區和敵后,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斗爭的方針。毛澤東再一次從多方面論述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意義,并針對王明在發言中對革命的鄉村能否戰勝敵人占領的城市的懷疑,說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有必要也有可能走鄉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全會決定,要不斷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用長期合作來支持長期戰爭;同時,要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既統一,又獨立。毛澤東用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一致性的原理,進一步從理論上闡明了這個問題。 

全會號召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鞏固和加強黨的團結統一,以便領導抗日戰爭達到勝利。毛澤東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這是他對中國革命最重要的貢獻之一,不僅指導了抗日戰爭的勝利,而且對后來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都有深遠的意義。全會對王明本人,采取溫和的同志式的幫助態度,希望他能改正錯誤;對歷史上處理干部問題中的錯誤決定,予以平反,沒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 

毛澤東從抗戰以來一直堅持的正確主張,在這次會上得到絕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擁護。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它正確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在抗戰新階段的任務,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它基本上克服了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 

4.辦好學校培養干部“是共產黨的大事”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與持久抗戰的需要,抗日前線和迅速擴大的抗日根據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干部去開展各項工作。這就把迅速培養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的任務提到黨的面前,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又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 

毛澤東比較早地意識到這項工作的緊迫性。抗戰爆發前夕,他曾向全黨提出:“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瓦窯堡會議把“必須大數量地培養干部”確定為黨的一項任務,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明確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毛澤東認為培養干部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辦學校。延安十三年,在陜甘寧邊區以延安為中心,由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創辦的各類干部學校30余所。其中,有比較正規的高等學校,也有戰時短訓班;有黨校、軍政學校,也有工青婦的干部學校;有文學藝術、自然科學的,也有醫藥衛生、農業紡織學校。真可謂門類齊全,形式多樣,生機勃勃。從1937年初到1938年底,各地青年蜂擁而至,是延安干部學校大發展的階段。1935年11月,在瓦窯堡恢復了中央黨校。1936年6月,在瓦窯堡創辦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抗日紅軍大學,1937年1月20日,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開始接收各地來的青年學生。1937年9月1日,成立了陜北公學。10月,戰時青年短期訓練班創建于涇陽縣斗口鎮,后遷至云陽鎮,1938年1月,又遷至安吳堡,因而又稱安吳青年訓練班。1938年4月10日,成立了魯迅藝術學院。5月5日,創立了馬列學院。1939年,創建了3所學校,有中國女子大學、自然科學院和工人運動學校。這些學校大多屬于短訓性質,學習時間少則三月,多則半年出頭。青年們一批批進來,學員們一批批出去;開學典禮不斷,畢業歌聲不絕。延安干部學校的迅速發展,要求黨進一步加強領導。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統一制定中央直屬學校的教育方針、教學計劃和教學方法,適當調劑各學校的教員、教材和課程,計劃招收新生工作,總結各學校和機關干部教育的經驗教訓,并負責在職干部的學習問題。由于延安人口急劇膨脹,到1938年下半年就出現了吃飯問題;也由于國民黨從1939年上半年開始對陜甘寧邊區實行封鎖,來延安的愛國青年人數驟然減少,于是,黨中央對延安學校采取了分流向外發展的政策。1938年7月,在陜西旬邑創辦了陜公分校,1939年1月,總校也遷往該地。抗大第一、二分校在延安組建,于1939年1月開往華北抗日根據地辦學。同年7月,總校也遷往晉察冀根據地,另組第三分校繼續在延安辦學。1939年7月,以陜北公學和安吳青訓班一部另組華北聯合大學,前往華北抗日根據地辦學。1941年,由陜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澤東青年干部學校組建延安大學;1943年和1944年,魯迅藝術學院、自然科學院、民族學院、新文字干部學校、行政學院,先后并入延安大學。這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第一所正規綜合性大學。 

辦好這些學校,“是共產黨的大事”。黨中央選調了一批經過戰爭考驗、具有軍事或政治工作經驗的干部到學校工作。毛澤東親自擔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林彪、劉伯承、羅瑞卿、許光達、滕代遠、何長工、徐向前、彭紹輝等先后任校長、副校長和教育長。在陜北公學,成仿吾任校長,李維漢任副校長、黨組書記。同時,又從大后方請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學者到抗大、陜北公學任教。毛澤東多次強調搞好教育工作的意義,要同志們安心當好“母雞”,因為“母雞”是教育干部的干部。 

毛澤東為抗大制訂了教育方針和校訓。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等,都被列為抗大、陜公的必讀教材。中央領導在這些學校任教,擔任兼職教師。如在抗大第二期,毛澤東講授《辯證唯物論》,每星期講2次,每次4個小時,從1937年5月開始,歷時3個月,授課110多小時。朱德講授黨的建設,董必武講授中國現代革命史,張聞天講授中國問題,博古講授馬列主義基礎知識。在陜北公學,周恩來作過關于大后方抗戰形勢的報告,董必武作過關于中國法制問題的報告,陳云、李富春作過關于黨的性質、組織原則的報告。張聞天的《論青年的修養》,則被日本人看成是中共“思想游擊戰”的重要武器。 

每當這些學校舉行開學、畢業典禮,毛澤東把它看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通常都要到會講話,鼓勵學員們在學校里要好好學習,走出校門要向“無字之書”的社會學習。毛澤東告誡他們,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樣曲折蜿蜒,要準備走“之”字路,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發展的原則。 

延安青年在黨中央的關懷下,迅速成長為合格的抗日干部,多數人從抗日熱血青年成長為共產主義戰士。抗大第二期609名外來青年中有427人入黨,約占70%。第四期開學時4655名知識青年中有530名黨員,畢業時增加到3304人,占71%。陜北公學從創建開始,不到兩年的時間里,6000多名學員中發展新黨員3000多人。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毛澤東高興地對抗大學員說:現在各處都要我們講游擊戰爭、民眾運動、統一戰線,甚至只要到過延安一次的人都拉去。他們相信清涼山、嘉嶺山的人有法——辯證法和戰法。據1939年11月統計,黨政方面的中級干部中,有85%是知識分子。華北地區的大多數干部是在1938年前參加工作的學生。就是靠這些干部,打開了局面,開展了工作,而且搞得很好。在抗大深入華北辦學后,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聲言:“消滅了抗大就是消滅了邊區的一半。”1977年,鄧小平對這項工作的深遠影響有過評價:“抗日戰爭時期吸收了一部分知識分子,后來政治干部除了老紅軍以外,就靠這批人,從這批‘三八式’里邊選出的。”延安是出理論、出路線、出政策的革命圣地,也是為中國革命培養干部出人才的圣地。 

(三)堅持抗戰、團結和進步的方針,克服敵后抗戰最嚴重的困難 

1.三大政治口號和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廣泛開展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軍占領廣州、武漢以后,中國抗日戰爭逐漸轉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國民黨和共產黨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間的關系,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呈現出異常復雜的局面。鑒于前一階段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對抗戰的不同態度,日本政府對國民黨由軍事打擊為主逐漸轉變為政治誘降為主,日本作戰的主攻方向也由對國民黨的正面戰場逐漸轉向對共產黨的敵后戰場。隨著日本對華政策的這種改變,國民黨面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的壯大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發展,其政策的重點也由對外逐漸轉向對內,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武裝磨擦事件,先后形成了三次反共反共高潮,全國團結抗戰的局面出現了新的危機。 

中國共產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況:在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情況下,如何處理以或隱或顯、時伏時起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尖銳的階級矛盾?民族大敵當前,黨不能不以主要力量繼續抗擊日本侵略軍;為了自衛求生,對于國民黨頑固派蓄意制造的反共磨擦事件又不能不進行斗爭。困難不在于要不要進行這兩方面的斗爭,而在于如何把這兩者結合好,使抵御內患之爭不至于損害抗擊外侮之敵,以這種斗爭來維護共同抗敵的局面。在1939年以后的兩年多時間里,黨成功地解決了這個棘手的難題。 

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的五屆五中全會是其抗戰政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毛澤東指出,防共、限共是國民黨的防御口號,溶共、反共則是其準備投降的步驟,目前形勢的特點是國民黨對日中途妥協和分裂國共合作。黨的任務就是要逼迫蔣介石繼續留在抗日陣線內。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由毛澤東、博古改定的《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旗幟鮮明地提出: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這三大政治口號,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期的基本方針,在全國產生了廣泛影響,幫助許多人清醒地認識到國內政治局勢中正在步步上升的嚴重危機和分清是非的標準。 

根據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決定的“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部署,中共中央軍委決定: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主力挺進山東,第一二○師主力進入冀中,第一二九師主力進入冀南、冀魯豫等平原地區,幫助和配合地方黨組織,放手發動群眾,廣泛深入地開展群眾性游擊戰爭,大力發展人民抗日力量,擴大和鞏固抗日民主根據地。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規定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略任務是:粉碎敵人的“掃蕩”,堅持游擊戰爭,打敗投降派和頑固派的進攻,將華北、華中連接起來,建設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時局好轉。 

在1938年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華北八路軍既進行過像百團大戰那樣的大規模的戰役,振奮了全國軍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以事實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對共產黨、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誣蔑,并對推遲日軍“南進”時間,支持正面戰場作戰,遏制妥協投降暗流,爭取時局好轉,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也采取過對敵奇襲、伏擊、圍殲等作戰方式集中殲敵,像1939年11月初,晉察冀部隊在第一二○師部隊的配合下,在河北省淶源縣雁宿崖、黃土嶺成功地進行了伏擊圍殲戰,兩戰共殲敵1500余人,打死日本獨立混成第二旅團旅團長阿部規秀中將;更主要的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眾之中,以分散游擊的方式,在敵后廣大地區進行無數次天天進行、處處發生的小戰斗,使日軍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新四軍根據“向北發展,向東作戰,鞏固現在陣地的方針”,展開于南京、上海、武漢、徐州、開封外圍,建立了皖東、豫蘇皖、皖東北、蘇北等抗日根據地,擴大了蘇南、皖中根據地,溝通了華北與華中抗日根據地的聯系。敵后抗日游擊戰爭不僅牽制了大量日軍,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戰場的作戰,而且積小勝為大勝,逐步消滅日軍的有生力量,并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戰斗中成長壯大起來。從全國抗戰開始到1940年,是中國人民抗日力量大發展的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部隊由抗戰開始時的5萬多人發展到50萬人,此外還有大量地方武裝和民兵。除陜甘寧邊區外,在華北、華中和華南建立了16塊抗日民主根據地。這些根據地(包括游擊區)共擁有近1億人口,成為全國抗戰的中心。 

2.打退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和應對皖南事變的勝利

1939年冬至1940年春,中國共產黨以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打退了國民黨在陜甘寧邊區、山西和冀南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同衛立煌、閻錫山進行談判,達成停止武裝沖突、劃定駐地、分區抗戰的協議。毛澤東在1940年3月的一次書記處會議上指出:“在國共關系中,抗戰以來最大的勝利就是防線的劃定。現在我們黨的力量可以起半決定的作用。”為了總結這次打退國民黨反共高潮的經驗,毛澤東在1940年間先后寫了《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等重要文件,創造性地確定了統一戰線工作中幾條重要的策略原則:第一,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最大限度地孤立頑固勢力。第二,在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斗爭中,應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立場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第三,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第四,在爭取時局好轉的同時,充分地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國性的突然事變,使全黨全軍在精神上有所準備,在工作上有所布置,避免再犯1927年的錯誤。這些重要的策略原則,不僅對當時的工作而且對此后長期的革命斗爭都有巨大的指導意義,使黨能夠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中更加成熟而恰當地處理各種棘手問題,不斷取得成功。 

半年后,國民黨又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蔣介石迫不及待地制造如此重大的反共事件,除了在華北反共高潮和蘇北反新四軍磨擦中吃了虧,要急切地進行報復外,國際形勢的某些變化也使其有恃無恐。1940年9月,德、意、日三國締結軍事同盟條約,急謀結束中日戰爭,使日本從中國戰場抽身,侵略南太平洋英美等國的殖民地。為此,德國再次出面調停,勸蔣介石對日妥協;日本進一步開展了對國民黨政府的誘降活動。英美政府也改變了以犧牲中國利益換取日本妥協的遠東慕尼黑政策,積極拉攏蔣介石加入他們的聯盟,以求遏制日本的南進。蘇聯則根據《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繼續給予中國政府以軍事和經濟援助。國際上三大力量或誘、或拉、或援,使蔣介石感到身價倍增,忘乎所以,好像歷史給了他一個“解決共產黨問題”的難得機會。毛澤東剖析蔣介石的心態說:“蔣介石現在是待價而沽,一方面準備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準備加入德意日同盟。”“目前是蔣介石最得志時候。” 

1940年10月19日,何(應欽)白(崇禧)“皓電”限令駐守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開到黃河以北地區,并要求八路軍、新四軍由已有的50萬人縮編為10萬人。毛澤東尖銳地指出:“現在是一個歷史的轉變時機,是一個中國革命帶突變性的時機,是一個大資產階級從政權中退出還是保留的時機,故須緊張地應付之。”他在對形勢發展的各種前途以及影響它的各種力量作了冷靜的分析后說:“我們現在是兩面政策,一面極力爭取好轉避免內戰,一面準備應付投降應付內戰,而把重點放在應付投降應付內戰方面,方不吃虧。”所以應當采取政治上進攻,軍事上防御,表面緩和,實際抵抗,有軟有硬,針鋒相對的方針。對如何答復何白“皓電”,毛澤東起草了電稿,經過中央反復討論和與各中央局負責人磋商后,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于11月9日復電(即“佳電”)何應欽、白崇禧,據實駁斥了何白“皓電”的反共污蔑和無理要求,揭露了國民黨反共投降的陰謀;同時表示,為顧全大局,團結抗戰,新四軍駐皖南部隊將開赴長江以北。 

“佳電”表現了中國共產黨維護國共合作的基本立場。但是,國民黨當局將中國共產黨的顧全大局視為軟弱可欺,于1941年1月制造了千古奇冤的皖南事變。事變發生后,出于對蔣介石血腥屠殺的無比憤慨,毛澤東一時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強調了轉壞一面,認為國共的全面破裂已經開始,中共與蔣介石的合作已經完結,提出“我全國政治上和軍事上立即準備大舉反攻”的方針。劉少奇也曾向中央表示同意這一主張,但他很快改變了想法。1月15日,他致電中央,認為國民黨仍繼續抗戰,“我黨亦不宜借皖南事變與國民黨分裂”,提議“以在全國主要的實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以暫時不實行反攻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軍事上穩健”。黨中央接受了劉少奇的意見,確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正確方針,重建新四軍軍部,提出解決皖南事變的12條辦法,抓住蔣介石1月17日命令,“堅決反攻,跟蹤追擊,絕不游移,絕不妥協”。隨著形勢的日趨明朗,2月7日,毛澤東在準備發給共產國際的一份文件中說:“綜合各方情況,截至今日止,由于蔣介石做得太錯,我們的有理而強硬的態度,日本向河南的進攻,英、美、蘇的外交壓力,國民黨內部的矛盾,中間派的同情我們,廣大人民的對蔣憤慨等等原因,已開始有了妥協的基礎,內戰已可避免,中國時局有發生有利于我們的變化的象征。”蔣介石手忙腳亂、進退失據的時候到了。盡管第二屆國民參政會通過了“反共”決議,但蔣介石被迫保證“以后再亦決無剿共的軍事”。毛澤東說,這是“一種阿Q主義,罵我一頓,他有面子,卻借此收兵”。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是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最緊張的一段時間,僅相關文電就有300多件。1940年12月14日這一天就發出了11件,創他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天發出文電的最高記錄。從這些文電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有些認識最初也非完全正確無誤,他也有情緒激動、看法不周、思想反復的時候,但他有一個極大的優點,就是能集思廣益,博采眾長,知錯即改,縝密比較,科學概括,最后形成并提出更全面、更為正確的思想觀點或重大決策。 

我黨打退這次反共高潮的意義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要關起門來打內戰的如意算盤,蔣介石除非投降,再要舉行“剿共”,發動反共高潮就困難了。其次是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事實,贏得了廣大人民、中間派人士的同情、贊許和支持,贏得了世界進步輿論的支持和國際進步力量的關注,國共兩黨的政治地位正在發生有利于我黨的根本變化,這為抗戰后期的國、共、美三方會談奠定了政治基礎。第三,表明中共中央的領導在政治上已經成熟,能夠在極其復雜的環境中,應對嚴峻挑戰,駕馭復雜局勢,成為堅持團結抗戰的決定性因素和領導力量。 

3.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系統說明

1939年、1940年之交,在四個月的時間里,毛澤東接連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著作,第一次鮮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完整理論,并對它作了系統的說明。這是一件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毛澤東在這個時候寫出這些文章,絕不是偶然的。 

抗戰爆發以來,中國共產黨以公開合法的姿態走上全國政治生活的舞臺,受到人們越來越密切的關注。他們渴望了解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和中國未來前途的看法。中國共產黨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就必須在全國人民面前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區別于其他政黨的政治主張,把人們吸引到自己高舉的大旗下來。 

國民黨在掀起反共軍事磨擦和高潮的同時,開動所有宣傳機器,使勁地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大肆販賣反共理論,叫囂“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共產黨不需要存在”。蔣介石企圖通過抗戰堅持國民黨一黨專制的獨裁統治。這就把“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十分尖銳地提到每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們面前,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同形形色色冒牌的或扭曲了的“三民主義”宣傳劃清界限,系統地闡述自己的理論和綱領,為中國人民指出中華民族要建立新社會和新國家的前途。 

這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政治上成熟的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經能夠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能夠系統地回答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尤其是抗日戰爭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將黨關于現階段民主革命的理論和綱領這面大旗更加鮮明地舉起來。毛澤東后來曾說: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只有經過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在抗日時期,“中國民主革命這個必然王國才被我們認識,我們才有了自由”。 

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理論在這時系統地提出來的歷史背景。 

新民主主義理論向全黨和全國人民說明了黨對于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設的全部見解: 

(1)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又是最主要的矛盾。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成兩個步驟來進行,第一步改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兩個不同的革命階段,只有完成前一階段的革命,才有可能進行后一階段的革命,不能“畢其功于一役”,但兩個革命階段必須也必然是銜接的,中間不容許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 

(2)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在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已經不是一般的民主主義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區別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標志,是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的基礎上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在特殊條件下還要聯合一部分大資產階級,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以孤立并打擊最主要的敵人。 

(3)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毛澤東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描繪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的藍圖,他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三大綱領。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在中國建立一個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經濟綱領就是沒收操縱國計民生的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建立國營經濟;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所有,并引導農民發展合作經濟;容許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富農經濟的存在。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文化綱領就是廢除封建買辦文化,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要建立這樣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 

(4)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的。共產主義有兩個含義,一個是思想體系,一個是社會制度。從社會制度來說,必須把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分開。但現時的中國革命不能離開無產階級的領導,也就不能不以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為指導。否則,就不能保證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勝利。 

中國革命不能離開無產階級的領導,但在中國這樣復雜的環境中,無產階級怎樣才能實現領導權?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作了全面的論述:“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關于這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他指出:“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對敵沖鋒陷陣地英勇戰士。”“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系,就等于正確的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這是對黨18年斗爭歷程和經驗的重要總結,中國革命的這些經驗成為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民主主義這個重大理論問題的提出,使全黨對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內容、領導權和發展前途有了明確而完整的認識,解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怎樣奪取革命勝利和怎樣發展到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完整論述,標志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新民主主義理論是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豐富和發展。這一理論使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清楚地看到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和前景,極大地鼓舞了他們的勝利信心,有力地指導和促進了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 

4.戰勝嚴重困難和開展整風運動

1941年至1942年,是敵后人民抗日戰爭最困難的時期。1941年12月,中國戰場抗擊日本侵略軍35個師團(包括關東軍),共計138萬人,占日本陸軍總人數的65%,敵后戰場抗擊著其中的50%以上。在這兩年中,日本侵略軍僅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掃蕩”,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萬人的,達132次之多,萬人以上的27次。日本侵略軍實行殘酷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使根據地人畜不留,廬舍為墟,在中國近代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到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由1940年的50萬減為約40萬人,根據地面積急劇縮小,總人口由1億減少到5000萬以下。根據地的生產遭到嚴重破壞,財政經濟極端困難,有些地方抗日軍民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沒有被蓋。毛澤東深有感觸地說:“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面對敵后抗戰的嚴重困難局面,黨中央具體分析了存在著的困難和有利方面,先后制定和實施了鞏固抗日根據地的十大政策:對敵斗爭;精兵簡政;統一領導;擁政愛民;發展生產;整頓三風;審查干部;時事教育;“三三制”;減租減息。強調在新的殘酷斗爭中,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充分發動群眾,依靠廣大根據地軍民,正確處理各抗日階級、階層的關系,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戰勝困難,爭取勝利。 

針對日本侵略者對敵后的瘋狂進攻,黨認為必須充分發揮人民戰爭的威力,開展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全面的對敵斗爭。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實行“根據地領導的統一與一元化”,協調好各方面的工作。同時,健全主力兵團、地方兵團和民兵自衛隊三結合的武裝體制,采取多種多樣的斗爭形式,堅決打擊“掃蕩”、“清剿”之敵。在極其艱苦的反“掃蕩”、反“蠶食”、反“清剿”斗爭中,敵后軍民創造了很多極為有效的殲敵方法,如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水上游擊戰、武裝工作隊等等,把日、偽軍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1941年到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及其領導的地方武裝共作戰4.2萬余次,斃傷俘日、偽軍33.1萬余人。敵后軍民的反“掃蕩”、反“清剿”斗爭,牽制、消滅了大量日本侵略者,成為堅持中國長期抗戰最重要的因素,也給予盟國反法西斯戰爭以很大支持。 

在敵后軍民艱苦抗戰中,涌現出成千上萬的民族英雄。1941年8月27日,偽軍包圍冀中獻縣東辛莊,采用拷打和屠殺的辦法,威逼群眾交出回民支隊司令員馬本齋的母親。許多人被打得死去活來,仍守口如瓶,當場數人被殺。馬母見情不忍,挺身而出。敵人對她威逼利誘,要她寫信勸兒子投降。馬母痛斥敵人說:“我是中國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堅貞不屈,最后絕食而死。9月25日,八路軍戰士馬寶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學義、葛振林在敵3500余人進攻時,為了掩護四個縣的黨政領導機關和群眾的轉移,主動把敵人吸引到懸崖絕壁,據險抵抗,斃傷敵90余人。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彈后,他們毅然跳崖,被譽為“狼牙山五壯士”。1942年5月25日,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在駐遼縣的八路軍總部遭到敵人合圍的緊急情況下,不顧個人安危指揮部隊突圍,不幸中彈,壯烈殉國。同年冬,日軍對魯中根據地進行“掃蕩”,山東軍區特務營奉命掩護軍區機關和群眾突圍,先后斃傷敵軍600余人。全營最后只剩14名戰士,被敵人壓縮在對崮山東端,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跳崖殉國。晉察冀邊區民兵爆炸英雄李勇領導的游擊小組,以步槍結合地雷作戰,創造了斃傷日、偽軍364名、炸毀汽車25輛的戰果。日軍“掃蕩”冀中深縣王家鋪子時,群眾為掩護子弟兵表現了崇高的革命氣節。日軍逼迫被抓的20多人說出八路軍藏在哪里,殺一個不說,又殺一個還是不說,連續殺了14名,群眾仍然沒有吐露一個字。河北省平山縣擁軍模范戎冠秀,在反“掃蕩”戰斗中,不避艱險,奮不顧身地安置救護傷員,被譽為“子弟兵的母親”。這些英雄人物獻身于民族解放事業,表現出中華兒女不畏強暴、反抗侵略的偉大民族精神。 

黨中央還采取了各種有力的政策措施克服困難,鞏固抗日根據地。為了減輕人民負擔,主力部隊和政府機關實行精兵簡政;為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并團結各階層人士一起抗日,進一步貫徹執行“三三制”原則和減租減息的政策;為了密切軍政、軍民關系,在軍隊中開展“擁政愛民”運動,在人民群眾中開展“擁軍優屬”運動。為了克服嚴重的物質生活困難,堅持抗戰又不過于加重人民負擔,抗日根據地開展了前所未有的大生產運動。大生產運動的總方針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針對以個體經濟為基礎的、被敵人分割的、進行游擊戰爭的農村環境,黨中央還制定了一系列具體措施:在各項生產事業中,實行以農業為主,農業、畜牧業、工業、手工業、運輸業和商業全面發展;在公私關系上,實行“公私兼顧”和“軍民兼顧”;在上下關系上,實行統一領導、分散經營;在生產和消費的關系上,實行努力生產、厲行節約;在組織經濟活動中,實行合作互助、開展生產競賽、獎勵勞動英雄。軍隊、學校和政府機關發展自給經濟,是抗日根據地大生產運動的一個創造,對克服生活資料匱乏的困難、減輕人民的賦稅負擔、支持長期抗戰具有重大意義。八路軍第三五九旅,到1944年除吃、用全部自給外,達到了“耕一余一”,成為全軍大生產運動的旗幟。陜甘寧邊區農民所交的公糧,1941年占總收獲量的13.58%,1942年降為11.14%,1943年降至不足9%。從1943年起,敵后各根據地的機關一般能自給兩三個月甚至半年的糧食和蔬菜,人民的負擔也只占總收入的14%左右。大生產運動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凱歌,它不僅支持了敵后的艱苦抗戰,而且積累了經濟建設的經驗,培養了一批經濟干部,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1942年開始的全黨整風運動,是黨同心同德戰勝困難的重要一環,是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一個創舉,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事業繼續前進的現實需要,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20多年的歷史中,經歷過巨大勝利和嚴重失敗,出現過“左”的和右的嚴重錯誤,其中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錯誤。遵義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分別糾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左”傾錯誤和抗日戰爭初期的右傾錯誤。然而,由于沒有來得及從思想上系統地徹底清算這些錯誤,黨的干部對這些錯誤的思想根源還缺乏深刻的認識。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再版了他1931年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一書,把怎樣看待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問題更迫切地擺到了中共中央面前。同年12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第一次比較集中地談到黨的歷史上的右傾和“左”傾錯誤,指出蘇維埃后期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但會議對此并沒有形成共識。不久,皖南事變發生。毛澤東痛心地指出: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沒有把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聯系起來”。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向全黨明確嚴肅地提出了打倒主觀主義的問題。然而這篇觀點鮮明、措辭尖銳的重要講話在黨的高級干部中沒有引起多少反響,《解放日報》也只在第三版上發了短短的一則消息。這些情況表明,通過總結歷史經驗,分清歷史是非,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高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水平,是非常必要的。 

整風運動分為兩個層次進行:一個是黨的高級干部的整風,一個是一般干部和普通黨員的整風。毛澤東決定先從統一高級干部的思想入手。1941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和《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并把毛澤東主持編輯的歷史文獻集《六大以來》發給黨的高級干部,要求認真閱讀研究。毛澤東說:“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六月后編了黨書(指《六大以來》),黨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才可能召開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重點檢討黨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路線問題,分清是非,統一認識,為開展全黨整風創造了條件。這樣,全黨整風的條件就逐漸成熟了。 

1942年2月,毛澤東先后作了《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全黨普遍的整風運動開始。為了加強領導,成立了以毛澤東為主任的總學習委員會。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是全黨整風運動的中心內容。遵義會議前,黨的歷史說明,能不能在指導思想上堅決反對和糾正主觀主義,對黨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是全黨整風運動的另一個主要任務。宗派主義是主觀主義在組織關系上的一種表現,它妨礙黨內的統一和團結。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也是全黨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黨八股是主觀主義的表現形式,不清除黨八股,不能啟發生動活潑的革命思想,不能發揚實事求是的精神,主觀主義就還有藏身之地。毛澤東說:“這三種東西,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都不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5月,中共中央召開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在會上發表講話并作總結,闡明革命文藝為人民群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系統回答了文藝運動中許多有爭論的問題,強調黨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從根本上解決立場、態度問題。座談會后,文藝界進行認真的整風學習。 

研究黨的歷史是高級干部整風的一個重要內容,目的是通過歷史比較,分清路線是非,解決思想方法問題。從1943年9月起,中央領導層的整風進行到深入討論黨的歷史問題階段。按照1941年九月會議的方式,中央政治局繼續召開擴大會議,在繼續深入批判王明“左”傾錯誤的同時,著重討論抗戰時期中央的路線是非。在此過程中,還分別召開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座談會。如湘鄂贛、湘贛、鄂豫皖、閩粵等邊區,贛東北、閩西、潮梅、西北等地區,及紅七軍、紅五軍團歷史座談會和華北座談會等。通過這些會議,使高級干部從切身的實踐經驗中,更加深刻地認識了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問題,提高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水平。在深入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內若干重大的歷史問題做出結論,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一致。這樣,中國共產黨真正走上了一條獨立自主的、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道路。至此,整風運動勝利結束。 

整風運動的重大成果,是在黨內外展開了怎樣以從實際出發的觀點而不是以教條主義的觀點來對待馬克思主義原理,怎樣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相結合,以及怎樣對待30年代初中期黨內兩條路線斗爭中的一些重大問題的大討論。通過這些討論,破除了教條主義束縛,分清了路線是非問題,確立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實現了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下全黨的新的團結和統一,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整風運動對于加強無產階級政黨的建設,增強黨的戰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實踐,是一個偉大的創舉。 

延安整風運動,一方面很民主,一方面又很緊張。所謂緊張,主要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整風運動討論黨的歷史,勢必要牽涉到具體的事和人,對犯錯誤同志的批評,出現了一些過火的傾向,這在1943年九月會議前期和各種座談會上比較突出。另一個就是審干工作和“搶救失足者”運動。審查干部,是抗戰時期黨為保持組織的鞏固和隊伍的純潔而開展的一項重要工作,也是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布置的一項重要內容。其目的,是為了“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由于對敵情作了夸大的估計,延安的審查干部和反特斗爭由秘密轉到公開,并且變成群眾性運動,特別是負責審干工作的康生掀起了一個所謂“搶救失足者”的運動,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錯案,使審干工作大大偏離了正確軌道。黨中央發現問題后,及時采取措施予以糾正,到1944年初,審干工作擴大化的錯誤得到了妥當處置。毛澤東在中央黨校、行政學院和其他地方的多次講話中,都主動承擔了責任,作了自我批評和道歉,并指出:“‘搶救運動’的基本錯誤是缺乏調查研究和缺乏分別對待這兩點。”整風運動的主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但在整風過程中的審干工作卻出現了以“搶救運動”為代表的反特斗爭嚴重擴大化的錯誤,這是很不應該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5.指導陜甘寧邊區建設

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據地的政治指導中心、抗戰大本營和戰略總后方。黨中央、毛澤東對陜甘寧邊區一直寄予厚望。毛澤東說:“邊區的作用,就在做出一個榜樣給全國人民看”,“現在全國要辦新民主主義,有沒有一個樣子呢?我講已經有了,陜甘寧邊區就是模范。” 

陜甘寧邊區的前身是陜甘寧蘇區。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表示愿將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并提出把陜甘寧邊區創造為全國抗日民主模范區的任務。隨著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提出,毛澤東就把陜甘寧邊區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試驗區”。1940年3月初,他在邊區黨政聯席會上明確提出:“陜甘寧邊區的方向就是全國新民主主義的方向。”謝覺哉曾在日記中寫道:“毛主席粗枝大葉的新民主主義論,在邊區就是要把它細針密縷起來。”“這不是一件易事,要求中央更加注意邊區,要求在邊區工作的同志更加努力。”毛澤東對邊區的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并在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進一步研究制定了邊區的各項施政方針。1941年5月1日,中共陜甘寧邊區中央局發布了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這個綱領的大部分重要內容是毛澤東審閱初稿時重新改寫并定稿的,代表了抗戰時期他對抗日根據地建設的政策思想。“五一施政綱領”共21條,更加全面鮮明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基本路線和邊區新民主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舉凡軍事政策、優待抗日軍人家屬政策、“三三制”原則、人權保障政策、司法政策、廉政政策、農業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文化政策、衛生政策、婦女政策、民族政策、華僑政策、游民政策、俘虜政策、對待外國人政策等,都一一作了明確規定,為邊區人民勾畫出一個美好藍圖,并對敵后所有解放區建設也有很大幫助。 

邊區參議會是邊區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重要體現。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在1939年、1941年、1944年和1946年召開了三屆共四次會議。陜甘寧邊區參議會不像由國民黨召集的國民參政會和國民黨統治區的省市參議會那樣,由一個黨選定的單純咨詢機關,而是經人民普選產生的,包括各黨派、各階級在內的邊區全體人民的代表機關和邊區最高權力機關。朱德評價說:“在中國,由議會選舉政府,決定施政方針,邊區是第一個。”邊區的參議會制,實際上是后來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雛形,保證了邊區各抗日階級、階層人民實現自己的民主權利。陜甘寧邊區的民主選舉,在黨中央的指導下,于1939年、1941年和1946年舉行過三次。凡居住邊區年滿18歲的人民,不分男女、宗教、民族、財產、文化的區別,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實際投票中,群眾創造了投豆豆、畫圈圈、燃香在選票上燒眼眼等辦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培養“咱們大家來當家”的民主意識。“三三制”(即在抗日民主政權中,共產黨員、左派進步分子、中間分子及其他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是邊區政權建設的一項重要原則。根據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和邊區政府負責人全部是中共黨員的狀況,1940年3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正式提出“三三制”原則,并在陜甘寧邊區部分區縣首先試行。1941年11月,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選出的9名常駐議員中有3名共產黨員,邊區政府18名委員中,有共產黨員7名,略超過1/3,共產黨員徐特立當即申請退出。毛澤東說:“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力。”“三三制”的實行,使邊區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建設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正當陜甘寧邊區的工作有條不紊地向前發展時,邊區遇到的困難也愈來愈明顯,主要反映在財政經濟問題上。1941年3月,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后,黨中央和毛澤東用了許多時間和精力,研究解決邊區財政經濟問題的方針和具體辦法,并把解決財政經濟問題看作是“學習治國”。最初,黨內對如何解決財政經濟問題存在著不同意見。任弼時、朱德和高崗等人主張采取積極的發展方針,具體辦法主要是整理稅收和發展生產,發展生產的資金主要依靠軍隊組織人民運鹽和增發貨幣。而林伯渠、謝覺哉擔心這些做法會加重人民負擔,因此主張把解決困難的基點放在節約和拖欠黨政軍的經費上,不贊成增發邊幣,鹽的產運銷在政府管理下實行自由貿易。毛澤東寫信給謝覺哉說:“近日我對邊區財經問題的研究頗感興趣,雖仍不深刻,但覺其規律性或決定點似在簡單的兩點,即(一)發展經濟;(二)平衡出入口。”他還說:“經濟建設一項乃是其他各項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躍了,都好辦了。”為了統一黨內的思想,政治局委托毛澤東找林伯渠、謝覺哉、任弼時、朱德等談話,溝通意見,解決分歧。為了說服林、謝這兩位黨內德高望重的長者,毛澤東多次登門拜訪,常常談至深夜。對他們提出的問題,都要核實情況,做出答復,并坦率地講出自己的意見,基本上統一了幾個月來黨內對如何解決邊區財政經濟問題存在的不同認識,邊區經濟建設工作走上了正確的道路。1942年12月,毛澤東為西北局高干會提供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長篇書面報告,對邊區經濟工作的經驗作了基本(的)總結,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和發展經濟的一系列方針和辦法。這篇報告同他后來起草的《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組織起來》等文章,是中共中央領導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經濟工作的基本綱領。賀龍說,這是馬列主義經濟學在邊區的具體運用,是活的馬列主義經濟學。 

糧食問題,是邊區經濟工作最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曾是引起黨與群眾關系緊張的重要原因。最初,邊區各部門的用糧來源于兩個方面:一個是征糧;另一個是靠邊區政府撥款采購。1940年外援斷絕后,只能全部依靠征糧,1941年3月,部分地區就出現了斷糧現象。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經過再三研究,決定1941年征糧20萬擔,比前一年9萬擔增加了一倍多。群眾深感負擔過重,普遍出現了不滿情緒。1941年6月3日,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議,天下暴雨,延川縣代縣長李彩云被雷電擊死。事后,一個農民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毛澤東說:“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征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延安人民對我們是“敬鬼神而遠之”,“他們覺得共產黨雖然很好,他們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們的負擔,他們就要躲避一點。”為了減輕老百姓的負擔,黨中央抓了兩件事。一是號召積極開展以農業為中心的大生產運動;二是實行精兵簡政。正如胡喬木所說:“這是一個轉機。陜北人民感到毛主席與人民是聯系在一起的。”黨中央住在陜甘寧邊區,不是像住在旅館里,的確同人民群眾建立了血肉聯系。在1947年國民黨進攻邊區時,這種聯系是毛澤東決定留在陜北的一個重要因素。沒有老百姓的支持,轉戰陜北是難以想象的。 

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陜甘寧邊區建設成了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這就是新中國面向世界的形象。 

(四)召開七大,為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組織基礎

1.準備奪取抗戰勝利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發生轉折的時期,黨領導的敵后解放區戰場經過長期的艱苦奮戰,從1943年開始逐步扭轉困難局面,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是年夏,人民武裝力量已經基本打通了從華北到華中的戰略聯系,使根據地連成一片。與此同時,日軍日陷被動,到1943年12月,日本華北方面軍被迫基本停止了向抗日根據地的進攻,敵后戰場形勢出現了轉折。根據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戰形勢發展變化的情況,黨深入地思考和提出了準備奪取抗戰勝利的問題。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提出,我們要擔負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把日寇打出中國去的重大責任,就要做好兩個方面的準備:一是在繼續抗戰中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二是準備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裝起義,并且學習管理工商業。他說:“沒有這種準備,我們也就不能把日寇趕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國。”1944年4月中旬,日軍開始實行歷時8個月的“一號作戰”計劃,國民黨軍隊望風而逃,河南、湖南、廣西等大片國土淪喪,當地民眾迫切期待有人領導他們起來反抗侵略者。黨中央當機立斷,一方面在華北、華中、華南各個解放區以集中適當兵力作戰與分散的群眾性游擊戰爭相結合、軍事攻勢與政治攻勢相結合,對日、偽軍普遍發起局部反攻;另一方面,決定開辟河南、控制中原,發展蘇浙皖與浙江沿海,進軍湘、贛,用毛澤東的話說,“蔣介石丟到哪里,我們就到哪里”。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邊是正面戰場出現了震動中外的豫湘桂大潰退,一邊是敵后戰場進入大規模的反攻作戰。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八路軍、新四軍共作戰2萬多次,殲滅日、偽軍近20萬人,攻克縣城20多座,解放人口1700多萬。到1945年春,八路軍、新四軍也發展到91萬人,民兵有220萬人,19塊根據地的人口已經接近1億,中國共產黨成為誰也無法忽視的力量。開展城市工作是中國抗戰發展到1944年客觀形勢提出的要求。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包圍了日本侵略者所占領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而國民黨的主力部隊卻在這里難覓其蹤。在這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面前,毛澤東認為,再不提出這個任務,“我們在抗戰中將犯大錯誤”。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關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明確要求:“把城市工作與根據地工作作為同等重要的兩大任務”,“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獲顯著成績,準備配合世界大事變”,并決定成立以彭真為主任的城市工作委員會,進行這方面的準備工作。 

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必須很好地處理同國民黨的關系。1944年5月,國共兩黨再次進行談判,但舉步維艱。與此同時,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的大潰退,集中暴露了國民黨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嚴重問題。民怨沸騰,輿論激昂,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改組政府。9月15日,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召開國事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這個主張立刻在廣大民眾中產生巨大反響,對國民黨政府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然而,蔣介石卻認為:“組織聯合政府是推翻政府,黨派會議是分贓會議”,拒絕接受中共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越來越多的人從這件事情中看到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這不僅影響抗戰最后階段的國內政治形勢,而且延伸到戰后,在相當程度上埋下了國民黨失敗的種子。 

到1944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形勢也令人振奮。毛澤東估計: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實現,我們惟一的任務就是配合同盟國打倒日本侵略者。他強調:“一九四五年應該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更大發展的一年。全國人民都希望我們解放區能夠救中國,我們也有這樣的決心和勇氣……為加強解放區抗日工作而奮斗,為組織淪陷區人民而奮斗,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奮斗,為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而奮斗。”1945年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就在這個歷史時刻,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 

2.七大的籌備和六屆七中全會

從六大到七大,時間相距達17年。其實,召開七大的動議很早,準備工作也進行過幾次。早在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就提出要召開七大,把總結蘇維埃運動經驗,通過黨綱等作為主要任務。第二次提出召開七大是抗戰開始以后。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近期召開七大,初步規定了七大的主要議事日程,并宣布成立一個由毛澤東為主席、王明為書記的七大準備委員會。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召開七大的問題,要求“立刻進行具體準備”。但事實上,這個委員會并未工作。第三次是1938年11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提出黨的七大“在不久的將來”召開,中心任務是討論堅持抗戰,爭取和保證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會議還對代表名額分配、選舉辦法作了明確的規定。1939年6月和7月,中央書記處兩次發出如何選舉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9月1日前選出代表待命。但從這時起,國民黨頑固派相繼發動了兩次反共高潮,七大籌備工作受到影響。再一次研究召開七大,是1941年3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初步議定五一開會,決定七大議程只要政治(毛澤東)、軍事(朱德)、組織(周恩來)三個大報告,并相應作三個決議。會議還審查了代表情況,確定了大會秘書處等會議機構。這是準備工作討論的較為具體的一次,也有部分代表到延安等候了半年,但不久又決定延期召開。后因部署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和其他工作而未能舉行。又一次討論召開七大,是在1942年7月17日的書記處會議上。書記處會議向政治局提議在8至9個月內召開七大,并指定各主要抗日根據地的一些負責人來延安參加七大。但是,隨后中央政治局重新召開整風會議,號召高級干部學習黨史,七大再次延期。整風進入總結階段后,1944年5月10日的書記處會議決定,立即著手各方面的準備,在8月內召開大會;會議還確定了大會各報告的準備委員會,決定在七大前召開六屆七中全會,并于5月20日左右召開首次會議。這樣召開七大就實實在在地提上了日程。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開始舉行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毛澤東提出七中全會的任務,第一是準備七大,第二是在全會期間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全會討論了七大的各項準備工作,通過了七大的議事日程和報告負責人,決定政治報告由毛澤東起草、主席團和全會討論,其他如修改黨章報告、軍事報告、統一戰線工作報告、黨的歷史問題報告等,分別成立委員會起草,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負責。全會后期,討論通過了準備提交七大的政治報告、軍事報告和黨章草案、七大主席團名單草案、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候選人名單和會場規則草案等。全會還討論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等文件。 

1944年9月初,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討論關于提議召開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問題,為起草七大政治報告提出了新的主題。毛澤東指出:“去年九月提出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是正確的。這是一個原則的轉變,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九月以后是改組政府,我可以參加。”實行聯合政府的原則,七大也要采取這種態度。與會同志對毛澤東起草的政治報告給予了高度評價。吳玉章認為,毛澤東的這個報告可比于列寧的四月提綱,現在國際國內的形勢都成熟了,黨外的人都同意我們聯合政府的主張,要集中全黨精神,團結全黨力量來實現黨的綱領,迎接新的勝利。六屆七中全會的主要內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在1945年4月20日原則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以毛澤東1941年寫的《歷史問題草案》為藍本,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從1944年5月開始起草。起草工作由任弼時主持,成立了有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博古參加的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起草工作歷時一年,數易其稿,后來由毛澤東多次親筆修改或主持修改,許多高級干部也參加了修改和討論,還提交出席七大的各代表團討論。《歷史決議》總結建黨以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這一段黨的歷史及其基本經驗教訓,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充分肯定了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重大意義。同時,全面詳盡地闡述了歷次“左”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和造成的嚴重危害,著重分析了產生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歷史決議》傾注了毛澤東的極大心血,凝結了全黨的經驗和集體的智慧,把延安整風運動的積極成果以決議的形式肯定下來。用這樣的形式總結歷史經驗不僅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的一個創舉,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黨的六屆七中全會的召開和《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增強了全黨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為七大的勝利召開創造了充分的思想條件。 

3.七大的召開

1945年4月21日,七大舉行預備會議。七大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補代表208名,分中直、陜甘寧、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華中和大后方8個代表團,代表著全黨121萬名黨員。在預備會上,任弼時首先報告了大會籌備的經過。毛澤東闡明了七大的工作方針:團結一致,爭取勝利。他指出,大會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們現在還沒有勝利,前面還有困難,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黨要加強團結。預備會議表決通過了六項議案,確定七大的四項議程是政治報告、軍事報告、修改黨章報告和選舉中央委員會。 

4月23日,中共七大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隆重開幕。毛澤東致《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第二天,毛澤東向大會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發給代表,每人一冊。這個書面報告,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總結了抗日戰爭的歷史及經驗,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一般綱領和具體綱領,并指出了中國人民應當爭取打敗侵略者、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前途。其中許多重要思想至今仍很有意義,比如:在關于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問題上,強調必須為著現階段的目標奮斗,而不能空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和政策上,強調在新民主主義國家統治下,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獲得廣大發展的便利,歡迎外國投資;在黨的建設上,深刻論述了三大作風,特別強調共產黨人的一切議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所擁護為最高標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個書面報告在黨的文件中首次明確提出要以生產力標準來判斷一個政黨的歷史作用,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實行土地制度改革以解放農民,繼續為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允許資本主義在內的各種有利于中國社會進步的經濟成分存在,都是為了解放和發展中國社會的生產力,歸根到底,是為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毛澤東在大會上就書面報告中的一些問題及其他問題作了口頭報告,主要講了三個問題。第一,關于路線問題。毛澤東說:七大的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解放全國人民,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我們的路線拿一句話來概括,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所謂人民大眾,最主要的部分是農民。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民主革命,也就沒有一切革命。但就領導思想而言,我們要同農民劃清界限,要把農民提高到無產階級水平,不要把黨同農民混同起來。沒有這一條,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第二,關于政策問題。毛澤東講了11條,最要緊的有兩條。一條是繼續解釋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在書面報告中,毛澤東指出:中國經濟落后,“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下,在發展國家經濟、合作經濟的同時,讓那些不能操縱國計民生而是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有發展的便利,保障一切正當的財產,既符合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社會發展規律,也有利于中國社會的發展,有利于將來的社會主義。在口頭報告中,毛澤東又說:“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對于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里搞不清楚……”他這樣反復強調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不僅僅因為這是新民主主義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更是因為看到黨內害怕資本主義的傾向,會妨礙對新民主主義政策的認識和實施,需要不斷地警惕。另一條是準備戰略轉變問題,即由游擊戰轉變到正規戰,由鄉村轉變到城市。毛澤東說,我們要有這個準備,八大一定要在北平這樣的大城市召開。這樣對國內形勢發展的估計,既充滿了對革命勝利的自信,也表現了高瞻遠矚的偉大預見。第三,關于黨的建設問題。毛澤東用哲學方法講了個性與共性的問題,強調了知識分子的作用、干部團結問題,提出“講真話”問題,號召全黨多讀書,提高馬列主義水平。 

4月25日,朱德向大會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報告系統地總結了黨領導武裝斗爭特別是抗日戰爭的經驗,論述了解放區戰場創建、發展和壯大的歷程以及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分析了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單純防御的軍事路線和共產黨的人民戰爭的軍事路線,并對人民戰爭的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作了詳細的闡述。報告指出: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戰爭,人民戰爭的路線和戰略戰術,構成了中國人民武裝抗日的軍事路線,是解放區戰場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的關鍵所在。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是人民的子弟兵,它來自于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一個總的建軍原則。報告提出,今后全國的軍事任務是,八路軍、新四軍與一切抗日友軍團結起來,打敗日本侵略者。 

劉少奇在六屆七中全會上關于修改黨章的說明中曾經指出:“黨章以毛澤東思想來貫串,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特點。”5月14日、15日,他向大會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論述了中國共產黨的特點和性質、指導思想、中國革命的特點、黨的群眾路線、黨的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原則問題。報告第一次對毛澤東思想的定義和科學體系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統的論述。報告指出:毛澤東思想,是從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我們這個民族特出的、完整的關于中國人民革命建國的正確理論”,是“關于中國歷史、社會與中國革命的理論與政策”。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是發展著與完善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目前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繼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報告強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夠出色地成功地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件特殊困難的事業,就在于“在理論上敢于進行大膽的創造,拋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某些已經過時的、不適合于中國具體環境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而代之以適合于中國歷史環境的新原理和新結論”。報告要求,全黨必須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在實際工作中遵循毛澤東思想。正確認識和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是七大的歷史性貢獻,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在長期奮斗中的巨大收獲,反映了全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和理論水平的極大提高。 

從4月26日至5月23日,大會在對三個報告討論的同時,主要進行大會發言。周恩來在會上作了《論統一戰線》的重要發言。任弼時、陳云、彭德懷、張聞天、陳毅、葉劍英等20多人作了大會發言。除兩個外國黨代表的發言外,其他發言主要是一個方面或一個地區的工作。過去犯過這樣那樣錯誤的同志,特別是犯過嚴重錯誤的同志,還結合自己的情況作了檢討。許多同志從團結的愿望出發,對犯錯誤的同志開展了批評。經過對過去經驗教訓的總結,全黨在七大綱領的基礎上實現了新的團結。 

此后,大會進入第二階段議程。一方面,是對三個報告的討論作總結。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就是醞釀中央委員會的選舉。5月24日,毛澤東代表大會主席團作了關于中央委員會選舉方針的報告,針對代表們提出的問題和各代表團討論的情況,著重講了三個問題:一是對過去犯錯誤的同志,不能一掌推開,只要他承認錯誤,決心改正錯誤,還可以入選;二是對于中國革命在長期分散的農村環境形成的“山頭”,既要承認和照顧,又要縮小和消滅,要把各個地方、各個方面的先進代表人物都選進中央委員會;三是不要求每一個中央委員都通曉各方面知識,而是要把具有不同方面知識和才能的同志集中選出來,產生一個通曉各方面知識的中央委員會。按照主席團提出的選舉方針,經過反復醞釀和預選,6月9日進行了正式中央委員的選舉。10日大會公布選舉結果,共選出正式中央委員44人。毛澤東在會上講了關于選舉候補中央委員的幾點意見。一是強調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的意義也是很重大的,如果八大不能如期召開的話,候補中央委員的作用就更大。二是鑒于王稼祥沒有當選為中央委員,毛澤東特意強調了他的重大功勞,提出“主席團把他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名候選人,希望大家選他”。三是根據東北在中國革命發展中的特別重要地位,強調有東北地區的人當選才好。毛澤東報告后,大會進行了選舉候補中央委員的投票,結果廖承志、王稼祥等33人當選。 

6月11日,七大在團結、勝利的氣氛中閉幕,毛澤東的閉幕詞高度評價了七大的歷史性作用,號召全黨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國人民一起,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6月19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云、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 

七大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召開的最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會。它總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20多年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在進一步深化中國民主革命規律認識的基礎上,制定了正確的路線、綱領和政策,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首的、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夠團結全黨的堅強中央領導集體,實現了全黨的高度團結和統一。這次大會作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載入黨的史冊。它為黨領導人民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基礎。 

4.貫徹七大精神,迎接抗日戰爭勝利

抗日戰爭形勢的發展,比黨預想的要快得多。毛澤東在5月31日向七大作結論時還說:“日本也許在明年就倒下去”,要準備日本軍隊可能把兵力統統撤到華北,要準備集中20到30個旅去打大城市。但是,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中國抗戰的局勢很快急轉直下。7月26日,中、英、美三國政府以宣言形式公布《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6日、9日,美國先后向日本廣島、長崎兩地投下原子彈。8月8日,蘇聯對日本宣戰,并出兵中國東北。一連串接踵而來的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國抗戰勝利的到來。 

8月9日,七屆一中全會舉行第二次會議,討論蘇聯參戰后的形勢和黨的方針。朱德、彭德懷、陳毅等15位同志作了發言。毛澤東發表了兩次講話,強調蘇聯參戰使抗日戰爭進入了最后階段,提出目前我們的任務有4項:配合作戰,制止內戰,集中統一,國共談判。關于配合作戰,他說:這是同蘇聯紅軍配合,具體的配合還要等戰爭的展開。對日軍我們應廣泛發動進攻,這與制止內戰有關,也不會犯冒險主義的錯誤。關于制止內戰,他說:日本侵略者交防務予蔣介石一般是難于阻止的,中間是蔣的,我們的文章就在左右兩翼做。首先是取之于日、偽,擴大地方,擴大力量,然后才有可能回過頭來對付內戰的威脅。關于集中統一,他說:在干部分配、財政、城市工作、裝備分配等方面都要考慮集中統一問題。關于國共談判,他說:要在國際的基礎上準備繼續進行。美國靠蔣介石是一定的,故我與美蔣是一個長期的麻煩,內戰的危險將隨著日本的垮臺而增加。 

會后,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各地立即布置動員一切力量向日、偽進行廣泛的進攻,擴大解放區,并準備于日本投降時迅速占領可能占領的城市和交通要道。8月10日24時至11日18時,朱德總司令連續發布關于受降和對日本侵略軍展開全面反攻的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區抗日武裝部隊向其附近的日、偽軍發出通牒,限他們于一定時間內向人民軍隊繳械,如遇拒絕投降繳械,即應予以堅決消滅。八路軍、新四軍、抗日游擊隊和抗日根據地民眾在夏季攻勢的基礎上,迅速投入對日本侵略軍的猛烈全面反攻,光復了一大片國土。8月15日,日本天皇廣播“停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中國人民贏得了近代以來反抗外來侵略者戰爭的第一次完全勝利,中華民族洗雪了百年恥辱。 

抗日戰爭極大地教育和鍛煉了中國人民,同樣也極大地教育和鍛煉了中國共產黨。在這場民族解放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高舉愛國主義大旗,堅決維護民族獨立和尊嚴,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其中日軍52.7萬人,繳獲各種槍支69.4萬支,各種炮1800余門。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在戰爭中付出了極大的犧牲。事實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把廣大民眾充分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凝聚成一股任何外國侵略者都無法戰勝的巨大力量;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在復雜多變的歷史洪流中純熟地駕馭局勢,始終清醒地指明奪取勝利的正確方針和辦法。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堅定的維護者,是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越來越多的人通過抗日戰爭的實踐,明顯改變了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把國家、民族和自己的希望寄托到中國共產黨身上。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同抗戰初期相比大不相同了。這種影響往下延伸,為日后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五)爭取和平建國,堅決進行人民解放戰爭,用主動撤離延安換取一個新中國

1.重慶談判與爭取和平建國

抗戰勝利后的中國局勢將如何發展?8月13日,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報告中指出:“蔣介石說要‘建國’,今后就是建什么國的斗爭。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呢,還是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這將是一場很復雜的斗爭。”在這個重大的歷史關頭,黨的主要任務是貫徹執行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線,繼續放手發動群眾,堅決保衛人民的勝利成果,鞏固已有的陣地,擴大解放區和人民軍隊;同時,在不放松武裝自衛的條件下,與國民黨進行談判,力爭實現和平建國。 

正如毛澤東所判斷的那樣,蔣介石打內戰的決心已經定了,但他放手發動全面內戰還有許多困難。于是,蔣介石在8月14日、20日、23日連續3次向延安發出電報,邀請毛澤東到重慶“共定大計”。在接到蔣介石的第一、第二次電報后,8月23日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延安的幾乎所有的高級干部、包括第二天就要到前線去的劉伯承、鄧小平、林彪、陳賡等都參加了會議,共50人左右。毛澤東首先發言,第一句話就說:恩來同志先去談判,我后一下。“現在的情況是,我國抗日戰爭階段已經結束,進入了和平建設階段。”他在全面分析抗戰結束后的形勢時,提出了“和平能否取得,內戰能否避免”的尖銳問題。他指出:我們現在的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因為英、美、蘇需要和平,不贊成中國打內戰;中國人民需要和平,我們黨需要和平;國民黨的攤子沒有擺好,暫時也不能下決心打內戰。但是,蔣介石要消滅共產黨的方針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我們應當利用他這個暫時和平時期。”關于中國共產黨今后的斗爭道路,毛澤東說:七大講的是長期迂回曲折,現在就要實行了。從局勢來看,中國如果成立聯合政府,其中一種形式可能是“現在的獨裁加若干民主,并將存在相當長的時期。對于這種形式的聯合政府,我們還是要參加進去,進去是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走這個彎路將使我們黨在各方面達到更成熟,中國人民更覺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其他同志發言同意毛澤東對形勢的分析,贊同我黨必須實行力爭和平民主方針。關于毛澤東是否必須親赴重慶談判的問題,大家意見不同。多數同志出于安全考慮,認為毛澤東不應輕易出去,還要看一看再作決定。毛澤東最后總結說:今天的方針是七大定下來的,七大的方針就是反對內戰的方針。“我是否去重慶?今天的會議決定還是出去,而不是不去。但去的時機由政治局、書記處決定。……先派恩來去。如果赫爾利、邵力子來請,我就和他們一起去,這個姿態比較好”會議把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的大事基本上決定下來,并對毛澤東赴重慶后由劉少奇代理其職務等重大人事變動作了安排。就在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同一天,蔣介石的第三封邀請電到了。第二天,毛澤東回電表示準備隨時赴渝,商討和平建國大計。25日,中共中央發表《對目前時局宣言》,闡明了我黨關于“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的主張,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實施避免內戰和實現民主政治的六項緊急措施。當晚,中央政治局決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立即赴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26日,向中央高級干部宣布了這一決定,并向黨內發出通知,說明關于和平談判的方針:在談判中我方準備在不損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做出必要的讓步,以便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地位,換得我黨的合法地位與和平局面。對談判結果可能出現的兩種局面,中共中央提出的對策是:如果出現和平發展的局面,我們應當努力學會合法斗爭的一切方法;如果國民黨發動軍事進攻,我們就站在自衛立場上,堅決徹底消滅來犯者。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張治中、赫爾利陪同下乘專機抵達重慶。在途中,隨行人員問毛澤東:“我們能不能回來?”毛澤東說:“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當年的隨行人員胡喬木解釋這個“不了之局”是:“你想要我們交出軍隊和解放區,不可能;你想消滅我們,也不可能。你要談判,我來了;你不要和平,那是你的事……達成協議,照協定辦就停戰,就和平;不要和平,要打,我也奉陪到底。”重慶談判從8月29日開始至10月10日達成協議,歷時43天。談判在兩個層次上進行:一個是兩黨最高領導人直接交換意見,毛澤東與蔣介石共會面11次;一個是兩黨談判代表周恩來、王若飛與張群、邵力子、張治中等人之間的磋商,共進行了12輪會談。由于雙方所持立場距離很大,談判時斷時續,形勢非常復雜微妙,斗爭格外艱辛。最后,在中國共產黨艱苦努力和斗爭下,雙方正式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 

《會談紀要》內容共12條。主要是:確認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保證人民享受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黨派平等合法;“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上而下的普選”。軍隊改編、解放區、國民大會等問題則作為懸而未決的問題留待繼續商談。作為雙方斗爭焦點的解放區和軍隊問題被擱置起來,這其實也是一種結果,它使蔣介石想一次解決共產黨問題,特別是想取消解放區,實現其“軍令政令統一”的意圖完全破產了。 

重慶談判是抗戰勝利后中國發生的頭等大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一方面,昭示了中國共產黨謀求實現和平民主建國的最大誠意,為中國的和平與統一提供了一次可貴的機會;另一方面,通過這次談判,我們黨不僅保衛了八年抗戰取得的成果,而且在政治上取得了有利地位,這就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政治基礎。 

重慶談判雖然簽訂了“雙十協定”,但國共關系并沒有因此緩和下來。國民黨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緊鑼密鼓地搶占戰略要地,并不斷地進攻解放區,雙方的軍事沖突愈演愈烈,談判也很快陷入僵局。我黨堅決執行早在9月19日就已確定的“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收縮南部防線,鞏固華北以及華東、華中解放區,控制熱河、察哈爾兩省,集中力量爭取控制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東北地區。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堅決反擊,大約到11月雙方在軍事上形成僵持狀態。蔣介石迫于國內外形勢的壓力而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1946年1月10日,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無黨派人士共38名代表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隆重開幕。會議歷時22天,于1月31日閉幕。會議通過政府組織案、國民大會案、軍事問題案、憲法草案等五項協議。政協協議雖然還不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不同于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綱領,但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內戰政策,具有明顯的限制作用。因而,它有利于和平建國,在相當程度上有利于人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它成了國民黨統治區很多人衡量是非的重要尺度。誰能堅持政協路線,誰就得人心;誰要破壞政協路線,誰就把自己置于同廣大人民群眾對立的地步。 

中國共產黨確實是準備嚴格履行政協協議的,準備在協議的基礎上繼續同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密切合作,經過長期奮斗,通過政治方式,使中國走上民主建設的康莊大道。政協會議閉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發出《關于目前形勢與任務》的黨內指示。這份指示,雖然也提醒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長期的,要求全黨“一切準備好,不怕和平的萬一被人破壞”,但它著重強調的是“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中國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斗爭轉變到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斗爭,國內問題由政治方式來解決。黨的全部工作,必須適應這一新形勢。”,因而要求全黨必須很好地克服那種不相信內戰會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實現,以及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階段已經到來的“左”的傾向。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確定了中共參加憲草審議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和行政院的名單: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博古、何思敬為憲草審議委員;毛澤東、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劉少奇、范明樞、張聞天為國民政府委員;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分任行政院副院長、兩個部長及不管部部長。3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精兵簡政”的黨內指示,對山東、華中、晉冀魯豫、晉綏、晉察冀解放區的裁減兵員問題做出了安排。正如毛澤東2月9日接見美聯社記者發表談話表示的那樣,對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協議,“共產黨于此準備出力擁護”。 

2.堅決進行自衛戰爭的偉大決策

在中國共產黨積極履行政協協議,轉變革命斗爭形式,爭取實現和平民主建國之時,中國大地出現的和平之光卻轉瞬即逝。國民黨政權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社會基礎極其狹隘,這決定了它既不能容忍、也經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蔣介石集團認為,不僅人民民主主義,就是西方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也是不能行之于中國的。政協會議閉幕不久,國民黨當局就指使暴徒制造了一系列反對政協決議、反對國共合作和平建國的嚴重事件。3月,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通過五項決議,公然推翻了政協會議關于憲法原則的決議,軍事形勢也出現了“關內小打,關外大打”的局面,國內局勢全面惡化。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以進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挑起了全國性的內戰。 

國內局勢的惡化與國際緊張局勢的出現緊密結合在一起。2月9日和3月5日,斯大林、丘吉爾先后發表了后來被看作是東西方“冷戰”宣言的演說,更嚴重的是美蘇兩國軍隊在亞洲和歐洲一些地區先后出現了直接對峙、甚至劍拔弩張的局面。一時間,“美蘇必戰”和“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說法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國民黨內的主戰派寄希望于美蘇戰爭,幻想從中漁利。中國的進步力量和我們黨內一些同志也憂心忡忡,因為美蘇打起來會對中國產生很大的影響。蘇聯領導人則認為,中國如果打內戰,蘇美可能卷入,中國將成為世界大戰的戰場,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中共應加入蔣介石的政府,并解散自己的軍隊。 

面對如此復雜的形勢,在敵我力量是“飛機加大炮”對“小米加步槍”的懸殊情況下,我們黨能否準確判斷國際國內形勢發展的趨向,敢不敢以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就成為必須首先回答的重大問題。胡喬木回憶說:“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二十多年,記得有兩件事是毛主席很難下決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軍入朝作戰,再一件就是我們準備同國民黨徹底決裂。當然,決裂的不是我們,而是國民黨。”1946年4月,毛澤東寫了一篇《關于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的短文,明確回答了當時人們最關心的兩個問題:美蘇之間會不會爆發戰爭,我們要不要同國民黨進行堅決斗爭。他指出:戰爭危險是存在的,但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必須和必能克服戰爭的危險;美蘇關系不是或者妥協或者破裂的問題,而是或者較早妥協或者較遲妥協的問題;這種妥協并不要求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人民隨之實行國內的妥協,各國人民仍將按照不同情況進行不同斗爭。毛澤東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同國民黨反動派做堅決的斗爭。在這種判斷的基礎上,毛澤東在8月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提出了“中間地帶”的觀點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強調的一個根本戰略思想是,革命人民在戰略上、在整體上必須藐視敵人,敢于同他們進行斗爭,敢于去奪取勝利。正是基于對形勢的科學分析,對敵人在戰略上的藐視,對人民力量的高度信任,對革命正義戰爭的堅定信念,毛澤東在形勢轉折的關鍵時刻作出了堅決進行自衛戰爭的偉大決策,使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走上了通往最后勝利的道路。 

在全面內戰爆發前后的一段時期里,中國共產黨高舉“自衛戰爭”的旗幟,確定了用自衛戰爭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以期恢復國內和平的方針。這個方針表明,這場戰爭是國民黨強加于中國人民的,中國共產黨被迫應戰,其目的仍然是制止戰爭,爭取和平。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大打后我軍部署的指示》,指出:“觀察近日形勢,蔣介石準備大打,恐難挽回;大打后,估計六個月內外時間如我軍大勝,必可議和;如勝負相當,亦可能議和;如蔣軍大勝,則不能議和。因此,我軍必須戰勝蔣軍進攻,爭取和平前途。”7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的黨內指示,進一步指出:“只有在自衛戰爭中徹底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之后,中國人民才能恢復和平。”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中共中央確定了一系列正確的、富有遠見的方針和政策。在軍事方面,強調必須實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和以運動戰為主的作戰方法,要“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在政治方面,確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最廣泛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徹底孤立國民黨反動集團的原則。在經濟方面,強調必須一切依靠自力更生,作持久打算。在上述正確方針的指引下,解放區軍民奮起反擊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在中原軍區主力突圍后不久,華中野戰軍在蘇中地區七戰七捷,殲敵5萬余人。在淮北、晉冀魯豫、晉察冀、東北的戰場也都傳來了捷報。這些勝利,頓挫了國民黨軍隊進攻的鋒芒,取得了主要在內線殲敵的初步經驗。在1946年6月下旬至10月的4個月戰爭中,國民黨軍隊占領解放區城市153座,我軍收復城市48座,并殲敵30萬人。一方得地失人,另一方失地得人。對這樣一個軍事形勢,蔣介石認為,現代作戰無城市即無政治基礎,無交通就無政治動脈。他以為自己已取得重大勝利,戰略目的已接近實現。而毛澤東卻從這些數字中得出了同蔣介石恰好相反的結論。10月1日,他在一份黨內指示中指出:“七月二十日中央對時局的指示上說:‘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全黨對此應當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個月的作戰,業已證明此項斷語是正確的。”他認為,人民解放軍奪取戰略上的主動,關鍵在于不斷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全面內戰爆發后,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繼續留在南京、上海同國民黨談判,進行維護政協協議的斗爭,并用事實揭露國民黨的陰謀,使廣大人民了解內戰發生的真相。在這一階段的談判中,中國共產黨做到了仁至義盡,而國民黨當局在美國的支持下不僅把戰火越燒越大,并且在7月3日單方面決定于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接著提出了要求中國共產黨屈膝投降的五項條件,這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共代表團的堅決拒絕。8月10日,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和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發表聯合聲明,認為國共爭論“似難獲致解決之方法”,實際上宣布他們的“調解”工作已經失敗。9月30日,中共代表團致函蔣介石,嚴正聲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對張家口及其周圍的一切軍事行動,中共不能不認為政府業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以后放棄政治解決方針,其因此而造成的一切嚴重后果,當然全部責任均應由政府方面負之。”10月11日,國民黨軍隊不顧中共方面的再三警告和各界人士的強烈反對,占領張家口,蔣介石隨即于當天下午下令于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11月15日,由國民黨包辦的“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這表明國民黨關閉了和談大門,決心把內戰進行到底。11月19日,周恩來結束一年多的和平談判,率中共代表團飛返延安。 

實現國內和平已經不再可能,客觀形勢迫使中共中央別無選擇,只有下決心以戰爭來解決中國的問題。194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致電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指出:“蔣介石日暮途窮,欲以開‘國大’、打延安兩項辦法,打擊我黨,加強自己。其實,將適得其反。”這“無損于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蔣介石滅亡的前途”。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份電報中,黨中央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名稱來代替前一階段一直使用的“自衛戰爭”,并把它同蔣介石“自取滅亡”和“建立民主的中國”聯系在一起。11月21日,中共中央舉行了一次重要的決策性會議。周恩來報告了國共談判的經過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情況,指出:為了實現黨的和平、民主、統一、獨立方針,武裝斗爭是主要的。毛澤東說: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方針是一無自由,二要消滅。“我們的方針只能是打的方針,這是確定了的。”他為解放戰爭的發展勾畫了一張大致的藍圖:用半年到一年的時間,消滅國民黨軍七八十個旅,達到兩黨力量平衡。達到平衡就很容易超過。那時候我們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肅,然后就可以再向長江以南發展。毛澤東指出:“現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蔣介石?我們做這個工作而不提這個口號”。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以“打倒蔣介石”來最終解決國內問題。由“自衛戰爭”到“解放戰爭”,由“制止內戰,恢復國內和平”到“打倒蔣介石”,這是中國革命發展進程中黨的戰略指導思想的一個根本性的轉變。 

3.轉戰陜北和迎接“解放全中國”

為了推進革命形勢,使之迅速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一個新的高潮,中共中央于1947年2月1日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彭德懷報告軍事形勢,周恩來報告國民黨統治區人民運動的情況,毛澤東就迎接中國革命高潮問題作了重要講話。會議著重討論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黨內指示,向全黨宣告:“目前各方面情況顯示,中國時局將要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的階段,即是全國范圍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發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階段。現在是它的前夜。我黨的任務是為爭取這一高潮的到來及其勝利而斗爭。”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在中國近半個世紀中有過幾次: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這一次與前幾次有所不同,是中國共產黨單獨領導的。這次革命高潮的動力“是兩條戰線,就是解放區和蔣管區的人民運動,而以解放區為主。解放區的勝利越大,高潮就來的越快”。不是說我們沒有困難,但黨和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這是黨中央根據一年多來的形勢發展,第一次明確指出中國革命的新高潮快要到來了。 

2月1日政治局會議以后不久,延安的形勢就越來越緊張。蔣介石決心要把戰火燒向延安,不惜一切代價占領延安。仗是非打不可了。但是,這個仗怎么打?延安還要不要?當時的普遍看法是延安要保,延安不能丟。道理很簡單:延安是紅都,是圣地,是黨中央、毛主席住過的地方,讓胡宗南給占了,感情上是很難接受的。時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的師哲回憶說,在延安保衛戰打響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從棗園騎馬趕到王家坪去見毛主席。“我憂心忡忡地問主席,備戰工作到底應該怎么做?一定要撤退嗎?可否設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應該說,這種感情和想法是很有代表性的。 

事實上,毛澤東也一方面力爭好的可能性——守住延安;另一方面又向最壞的可能性做準備——放棄延安。早在1946年10月,胡宗南奉命加緊準備攻打延安時,延安即進行了第一次大疏散。毛澤東曾連電命令陳(賡)謝(富治)縱隊3個旅、楊(勇)蘇(振華)縱隊3個旅、張宗遜縱隊兩個旅從山西西渡黃河,“協同邊區部隊保衛延安”。1947年初,延安的形勢又一次告急。毛澤東布置了外線配合內線作戰保衛延安的方案。3月6日,他電令陳賡率5個旅南渡黃河攻占隴海線上的潼洛段,以調動和打擊胡宗南的部隊。3月8日,電令王震率兩個旅從晉綏解放區西渡黃河,參加保衛延安之戰。3月16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主席名義電令正式組建西北野戰兵團,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下轄6個野戰旅共2.6萬人。并要求邊區部隊必須“再抗擊十天至兩個星期,才能取得外線配合,粉碎胡軍進攻延安的企圖。”電令稱,在防御戰斗中疲勞與消滅敵人之后,即可集中5個旅以上打運動戰各個殲滅敵人,徹底粉碎敵人進攻。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也在布置著放棄延安的工作。3月12日凌晨,劉少奇、朱德、任弼時率中央機關部分人員離開延安,先行抵達瓦窯堡。14日,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停止播音,由預設在瓦窯堡附近的備用電臺接替。毛澤東也開始向軍隊指揮員和周圍的一些人講述放棄延安的道理:延安不是戰略要地,也不是經濟中心,蔣介石占領延安,因為可以向全國人民宣布“共產黨完蛋了”,但是全國人民也就知道了是蔣介石背信棄義,破壞和平,禍國殃民,不得人心;延安既然是一座世界名城,也就是一個沉重的包袱,蔣介石背上了這個包袱,他就輸掉了一切;我軍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胡宗南的兵擠在延安城下,不好吃掉,讓他的五個指頭伸開來,每月吃他一個團,延安還是我們的。算清了這筆賬,毛澤東自信地說:“要告訴同志們:少則一年,多則二年,我們就要回來,我們要以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他還執意要與中央一塊行動的斯特朗相約:我們下次在哪里見面呢?可能不是在延安了,也許是在南京、上海,或者是北平吧! 

3月13日,胡宗南軍隊天上飛的,地上爬的,都以延安為目標發起了攻擊。我軍在富縣、臨鎮一線頑強阻擊,邊區自衛戰爭全面展開。18日,胡宗南軍隊跌跌撞撞地爬到延安城下。毛澤東、周恩來會見了剛剛從山西趕來的王震,囑咐彭德懷把房子打掃干凈,家具不要破壞,入暮時分才離開王家坪,乘車東駛,踏上了轉戰陜北的征程。 

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后,帥旗插在哪里?的確是各方面都十分關心的問題。蔣介石得意地說:中共的首腦部只能隨處流竄,任何人都不能和它發生聯系,如此就絕對不能建立中心力量了。國民黨《中央日報》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四次報道中共中央的行蹤,有晉西北、豫北,甚至東北佳木斯市的“立德祥街福天百貨店院內”等。其實,毛澤東早就下定了決心,如果延安實在守不住,黨中央仍然要留在陜北。3月18日夜,他與同車的王震分手時說:“我和你們一起堅持在陜北斗爭,不打敗胡宗南,決不過黃河!”3月25日,毛澤東與先期到達子長縣王家坪的中央領導會合后,很快做出了中央堅持留在陜北的決定。27日,毛澤東連發數電,告知彭德懷、賀龍等人:“中央決定在陜北不走”,“中央率數百人在陜北不動,這里人民、地勢均好,甚為安全”。然而,陜北戰爭的險惡形勢不允許5位書記都留下來,誰留,誰走?毛澤東強調,黨內分工我負責軍事,理應留下來,而其他人則更多地擔心他的安危。會議從子長縣王家坪一直開到清澗縣的棗林溝,在30日最終決定: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留在陜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的工作;劉少奇、朱德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去河東擔負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9日,黨中央向各戰略區發出通知,宣布了棗林溝會議的決定,并號召“必須用戰斗精神保衛和發展陜甘寧邊區和西北解放區”。 

中共中央能否實現堅持陜北的戰略意圖,關鍵是能不能粉碎敵人對陜北、山東的重點進攻。在撤離延安后45天內,西北野戰兵團在彭德懷指揮下,按照中央軍委確定的“蘑菇戰術”,于3月25日、4月14日和5月初,連續進行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三次殲滅戰,殲滅胡宗南部1.4萬人,基本上穩定了陜北戰局,為中共中央堅持留在陜北提供了決定性的條件。這時,黨中央在王家灣的兩孔土窯洞里醞釀著一個新的戰略部署。經過與前線指揮員幾次磋商后,5月4日,毛澤東連電前方:劉鄧、陳粟兩軍任務是協力擊破顧祝同系統,晉南(陳謝)、陜北兩軍任務是協力擊破胡宗南系統;劉鄧十萬大軍立即開始休整,6月1日后“獨立經冀魯豫出中原”,“往來機動,與陳、粟密切配合行動”;陳謝主力(四個旅)隨時準備西渡黃河,配合彭習殲滅胡宗南,奪取大西北。遵照這一計劃,5月中旬,華東野戰軍在孟良崮地區一舉圍殲國民黨軍“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編第七十四師等部3萬余人。5月21日,西北野戰兵團由安塞地區揮師西進,鞭抽二馬。6月30日午夜,劉鄧大軍12萬余人,一舉突破黃河天險,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進攻開始了。 

黨中央在王家灣住了難得安穩的56天后,受到胡宗南軍的偷襲,幾經輾轉,于6月16日住進了距王家灣并不遠的小河村,直到8月1日離開。其間,中共中央召開了一次前委擴大會議,史稱小河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如何進一步組織和發展戰略進攻。毛澤東在分析戰爭形勢時,首次提出對蔣介石的斗爭用5年時間來解決(從1946年7月算起)。會議前后中央軍委決定:第一,陳謝縱隊的進軍方向由西進陜北改為渡河南下,挺進豫西。第二,晉冀魯豫野戰軍在略作休息后,下決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別山”。第三,西北野戰軍改南下關中為獨立堅持內線作戰,牽制并逐步削弱胡宗南集團。小河會議后,在黨中央繼續轉戰北上的途中,毛澤東對華東野戰軍的作戰方向逐步明確:該部一分為二,外線兵團由陳毅、粟裕指揮,首先在魯西南掩護劉鄧大軍躍進大別山,然后挺進豫皖蘇實施戰略展開;內線兵團由譚震林、許世友指揮,擔任牽制山東國民黨軍之任務。至此,一個三軍配合,兩翼牽制,中央突破,經略中原的戰略部署,就在陜北老鄉家的窯洞里形成了。后來,周恩來說: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揮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 

按照中央的部署,8月中旬,劉鄧大軍突然甩開鏖戰正酣的魯西南,千里躍進大別山,實施戰略展開,創建鄂豫皖邊根據地。彭德懷擂鼓榆林,拽著胡宗南往北跑,在沙家店地區一舉殲滅國民黨軍整編第36師主力,從根本上扭轉了西北戰局。8月下旬,陳謝大軍強渡黃河,突然出現在隴海線上,東逼洛陽,西叩潼關,接著依托伏牛山實施戰略展開,創建豫陜鄂邊根據地。譚震林、許世友展開膠東保衛戰,粉碎了敵人的“九月攻勢”,隨即轉入了內線反攻。9月下旬,陳粟大軍分路越過隴海鐵路南下,在豫皖蘇邊實施戰略展開,創建根據地。黨中央關于戰略進攻的一系列構想全部變成了現實。毛澤東指出:“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在佳縣神泉堡發表宣言,第一次以宣言形式著重地向中外宣布“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11月22日,黨中央移住米脂縣楊家溝,居住環境有了明顯改善。其間,最要緊的事是安排一次規模較大的會議,全面部署黨中央提出的“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任務。會議從12月7日開始,與會者分成政治、軍事、土改3個小組,研究當前形勢和黨的政策,討論毛澤東起草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面報告。這個報告圍繞著怎樣打倒蔣介石、怎樣建立一個新中國的問題,從軍事、土改、整黨、經濟、統一戰線各個方面闡述了黨的政策。25日至28日,舉行正式會議。毛澤東仍讓大家提意見,他當場回答,非常熱烈。由于醞釀充分,大家思想一致,順利地通過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會議的決定指出:“這個報告是整個打倒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時期內,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帶綱領性的文件。”十二月會議后的幾個月時間內,黨中央集中全力解決新形勢下關于土改、整黨、工商業、統一戰線、新區工作等方面的具體政策和策略問題,注意糾正黨內的錯誤偏向,主要是“左”的偏向。在1948年上半年,這種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講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澤東選集》的就有15篇。毛澤東明確地告訴全黨:“現在敵人已經徹底孤立了,但是敵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們的勝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如果我們的政策不對,蔣介石的孤立會變成兩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歡蔣介石,也不喜歡共產黨,這個可能性是完全有的。正是從這種認識出發,毛澤東講了一句至理名言:“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政策問題的解決,保證了黨在城市和農村各項工作的順利展開,為奪取全國勝利做了重要的準備。 

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東渡黃河,前往華北。4月22日,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懷抱。一年前,撤離延安,黨中央堅持留在陜北;一年后,延安收復,黨中央離開了陜北。這預示著中國革命走出了山溝,預示著中國革命在全國范圍的勝利,預示著新中國的誕生! 

二、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輝煌功績 

(一)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

在中國革命十分危急的情況下召開的遵義會議,解決了黨中央的組織領導問題,開始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黨中央到達延安后舉行的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鞏固和確認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經過延安整風運動,正式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穩定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這就為毛澤東淋漓盡致地施展其全部領導才能和智慧提供了舞臺,又使他在處理錯綜復雜的矛盾中,在指揮弱小兵力戰勝強大敵人的戰爭中,在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造中,錘煉出一個革命領袖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和杰出高超的領導才能,成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如果沒有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中國人民至少還要在黑暗中苦斗更長的時間。 

(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歷史性飛躍

黨中央來到延安之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已取得不少重要成果。在延安十三年,我們黨特別是毛澤東同志,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潛心創造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新理論,創作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論政策》、《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論聯合政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一大批重要著作,使毛澤東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科學體系,并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寶庫和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 

(三)成功實施了黨的建設“偉大的工程”

中國共產黨是以“列寧的黨”為榜樣而建立起來的。但是,在中國的條件下究竟怎樣建設這個黨,則是“列寧的黨”沒有遇到過的新課題。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盛行著黨的建設上的“唯成份論”,那些“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在農村環境中,工人成分占極少數的中國共產黨只能成為一個“農民黨”,而不可能建設成工人階級先鋒隊。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在總結建黨以來黨的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和成功實施了黨的建設“偉大的工程”,從嚴治黨,“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全面推進黨的思想、政治、組織和作風建設,經過延安整風運動,把自己建設成了“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在世界政黨史上是罕見的壯舉,更為中國共產黨的長久建設開辟了正確道路。 

(四)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具有歷史性轉折意義的偉大勝利

1935年10月19日,黨中央到達陜北時所率領的部隊“只剩下七千人”(毛澤東語),中國革命面對著幾乎從零開始的局面,革命事業的勝利仍然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從黨中央到達陜北到抗日戰爭爆發,我們黨以“西北抗日大聯合”促成了全國抗日大聯合,打開了中國革命事業的新局面。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我們黨作為中國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不僅開辟了廣闊的敵后抗日戰場,而且始終堅持抗戰、團結和進步,維護了全民族抗戰的大局,使中華民族第一次取得了民族解放戰爭的徹底勝利,并使自己成為決定中國命運的強大力量,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解放戰爭爆發后,我們黨團結一致,生氣勃勃,僅用一年半時間,就用“小米加步槍”挫敗了“飛機加大炮”的國民黨軍隊的戰略進攻,取得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勝利,實現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由統治到被消滅的偉大轉折,極大地推進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徹底勝利的進程。1948年3月23日黨中央離開陜北后不到一個月,延安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只有13個月,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剛剛一年半,新中國宣告成立。 

(五)造就了一大批革命的領導人才

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我們黨把造就“不但能治黨,而且能治國”的領導人才作為“戰斗任務”來實施。黨中央進駐延安城以前,就創辦了紅軍大學,培養黨的軍政領導干部。進駐延安城之后,黨抓住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云集延安的難得機遇,以最大努力創辦了抗大、陜公、中央黨校、馬列學院、魯藝、女大、自然科學院、延安大學等數十所干部院校,培養了一大批各級各類人才。與此同時,在在職干部中開展學習運動,大力克服“本領恐慌”。黨還把自己的干部當作“民族的珍寶,全黨的榮譽”而倍加愛護,從抗戰前線抽調了一批“好的有造就前途的”高中級干部到延安學習。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培養的一代革命領導人才,為建立和建設新中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六)積累了“局部執政”的經驗

中國共產黨開辟的是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首先在局部區域建立根據地,然后奪取全國政權。因而在全國執政之前,已經有較長的“局部執政”歷史。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以陜甘寧邊區為典范,厲行新民主主義政治,頒布了具有“大法”性質的施政綱領,創造了既有廣泛代表性又能強化黨的領導地位的“三三制”政權,使一切抗日的人民都獲得了當家作主的權利和地位;實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文化政策,開展空前的經濟和文化建設,大刀闊斧地精兵簡政,正確處理了“向人民要東西”與“給人民以東西”的矛盾,使人民群眾過上了“豐衣足食”的生活;以“嚴”字當頭,將法治與德治、治本與治標、監督與自律并重,對共產黨員犯法者從重治罪,毫不松懈地進行反腐倡廉斗爭,將根據地政府建設成了舉世公認的廉潔政府。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局部執政的成功實踐,錘煉了執政的本領,為執掌全國政權積累了重要經驗。 

(七)培育了偉大的延安精神

偉大的時代需要偉大的精神。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中國共產黨在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培育和形成了以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為主要內容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博大精深,它包含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和精髓,繼承和升華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繼承和發揚了井岡山精神和長征精神,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經驗的結晶。延安精神境界崇高,它是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的集中體現,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集中體現,是中國共產黨人崇高品德和偉大情懷的集中體現。延安精神影響深遠,它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命運緊密相聯,同中國共產黨的存亡息息相關,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精神財富。 

三、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基本經驗 

(一)堅持黨的先進性,“最忠實的代表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

黨的先進性是黨的生命力,也是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創造輝煌功績的根本動因。 

黨的先進性是具體的,在不同的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堅持黨的先進性,就是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業英勇奮斗,而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1941年6月,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起草的《中央關于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中指出:“中共二十年來的歷史,是為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英勇斗爭的歷史。它最忠實的代表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這個論斷就是對我們黨的先進性的深刻揭示。 

堅持黨的先進性,在革命根據地就是堅持執政為民,使人民群眾得到實實在在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利益。執政為民,是黨的根本性質和宗旨的體現,是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局部執政”與此時國民黨的“全國執政”的根本區別。執政為民,歸根到底要落實到解決群眾生產和生活的實際問題上,給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帶來具體的物質福利、政治權利和文化享受。在黨中央所在地的陜甘寧邊區,以經濟和教育為中心,實行“公私兼顧”、民營為主等一系列刺激經濟的政策,組織黨政軍民學進行大生產運動,經過幾年奮斗,使陜甘寧邊區人民過上了“豐衣足食”的生活;實施抗戰和普選的民主政治,成為全國民主政治之先導,使一切抗日人民獲得了民主自由權利,真切地感受到“民主就是咱大家來當家”的真諦,大大提高了“對管理政權的認識與興味”,更加珍惜當家作主的權利和地位;開展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文藝運動,發展新民主主義的先進文化,使廣大人民群眾接受了科學文化教育,改善了醫療衛生條件,享受到文學藝術熏陶。 

堅持執政為民,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處理好“向人民要東西”與“給人民以東西”的矛盾至關重要。雖然抗戰初期,黨和各根據地政府都把發展生產、改善民生、保護民力放在施政的突出地位,但就在黨中央直接領導的陜甘寧邊區,也存在機構龐大與經濟困難的矛盾。在“魚大水小”的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沒有處理好“向人民要東西”與“給人民以東西”的關系,一度加重了人民群眾的負擔,引發了一些老百姓的不滿情緒。在大生產運動中,邊區政府工作人員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首先要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幫助群眾解決“救民私糧”問題,然后用百分之十的精力解決“救國公糧”問題;同時通過“精兵簡政”減輕人民負擔,從而密切了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 

在延安,毛澤東還多次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斗爭,僅僅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我們搞了多少年政治和軍事就是為了這件事。文化是反映政治和經濟的,同時又指導政治和經濟,任何社會沒有文化就建設不起來。如果不能建立新式工業,不能發展生產力,不會搞經濟和文化,這個共產黨就沒有多大用處,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這些真知灼見揭示了一個道理:在革命任務完成后,我們黨“最忠實的代表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就要集中地體現在發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上。否則,黨就會喪失自己的先進性和存在的必要性。 

(二)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不斷推進黨的理論創新,自覺高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旗幟

思想路線向來是黨的一條生命線。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之前土地革命戰爭中遭受的挫折和損失,從根本上說,就是思想路線錯誤,即思想僵化,迷信外國,一切從本本出發,無視中國具體情況造成的。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雖然并沒有明確提出解放思想的口號,但解放思想寓于當時著重強調的實事求是之中,體現在破除教條主義禁錮的整風運動之中,體現在黨的全部理論創造和實踐活動之中。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是擺脫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和把蘇聯經驗與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的束縛,一切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個最大的實際和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形勢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和把握中國革命的規律,開創前人沒有走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解決前人沒有解決的而又異常復雜的以弱勝強的一系列戰略策略問題,成就了前人沒有干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經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宏圖偉業。 

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民主革命時期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立足于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不斷推進黨的(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正確地解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一系列戰略策略問題。中國共產黨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立起來并運用這個“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斗爭的。但是,究竟怎樣才能解放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馬克思主義的“老祖宗”并沒有、也不可能提供現成答案。這個最根本的課題只能靠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來解決。由于黨在成立后的很長時期內,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這個道理,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錯誤領導,險些葬送了革命事業。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堅持“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既用寬闊的眼光觀察世界,又對自己的國情進行透徹分析,從而正確地解決了怎樣解放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問題。 

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推進黨的理論創新,還必須自覺高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旗幟。黨的理論創新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指導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以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寫在黨的旗幟上,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才能成為全黨和全體人民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凝聚智慧和力量,統一思想和步調,沿著正確的方向和道路勝利前進。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特別是經過整風運動,黨自覺地高舉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因而“無論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氣勃勃,生動活潑,心情舒暢,團結一致”,連續創造了抗日戰爭的輝煌、解放戰爭的輝煌、建國初期的輝煌,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變成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 

(三)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不動搖,腳踏實地地為完成現階段的歷史任務而奮斗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近代以來的歷史反復證明了的一條定律。但是,如果不能制定和堅定不移地執行符合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還是不能解救中國。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之前發生過的無視中國社會實際和歷史發展規律的“左”右傾錯誤,幾乎斷送了革命事業。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深刻總結“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經驗教訓,科學分析和研究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國情,牢牢把握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深刻揭示和遵循了“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確定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政治經濟文化綱領,堅定不移地走新民主主義道路這個毛澤東所說的“歷史必由之路”。毛澤東尖銳地指出,一切共產黨人必須首先為現實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斗,決不能離開現實任務而空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就是有意無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不是一個自覺的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 

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不動搖,腳踏實地地為完成現階段的歷史任務而奮斗,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是堅持國共合作和全面抗戰路線,實行與此相適應的方針政策,奪取民族解放事業的偉大勝利;在抗戰勝利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后,就是堅決進行人民解放戰爭,推翻國民黨反動政權,奪取人民解放事業的偉大勝利。這樣做,不但沒有離開革命前進的社會主義方向,反而把黨的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相統一,把黨的遠大理想與現實任務相結合,使革命事業獲得了最大多數人民的擁護,使社會主義目標的實現建立在了牢固的基礎上。正因為如此,我們黨領導的革命斗爭才能無往而不勝。這是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最寶貴的歷史經驗。 

(四)建立、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把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性與策略上的靈活性相統一,牢牢掌握革命斗爭的主動權

建立、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統一戰線,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同盟者,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是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如果沒有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沒有抗日戰爭的勝利;如果沒有最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就沒有解放戰爭的勝利。 

堅持黨對農民的領導,鞏固工農聯盟,是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領導權的根本保證。在中國,農民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所謂人民大眾,主要是農民;所謂中國革命戰爭,實際上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戰爭。離開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先后實行減租減息政策和土地改革政策,從根本上解決了農民的生計問題,從而實現了對農民的領導,形成了堅固的工農聯盟,使統一戰線不斷得到鞏固和擴大。 

在建立、鞏固和發展統一戰線過程中,如何處理好與同盟者的關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統一戰線,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階級、階層和政治集團。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正確認識了中國的資產階級,將中國的資產階級分為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兩個部分。當民族資產階級、甚至一部分官僚資產階級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有可能站到革命方面來的時候,黨就努力爭取它們參加統一戰線,同他們結成革命的同盟,并注意保持無產階級的獨立性,對它們實行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政策。在被迫同官僚資產階級分裂的時候,又敢于同它們進行堅決斗爭,包括堅決進行武裝斗爭,同時繼續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的同情、支持或中立,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成為更加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堅持發展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必須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性與實行策略上的靈活性相統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性,就是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立場、思想觀點和政治方向。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無論是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進程中和抗日戰爭時期,還是在抗日戰爭向解放戰爭的過渡中和解放戰爭爆發之后,任憑時局風云變幻,重大事件接連不斷,始終堅持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原則,始終堅持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和獨立自主原則,始終堅持維護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則,牢牢把握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航船不斷駛向勝利的彼岸。實行策略上的靈活性,就是在不同時間、不同條件下實行不同的斗爭策略。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這兩個不同的時期,黨中央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就實行了不同的方針政策和戰略策略;在抗日戰爭時期黨中央應對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就采取不同的斗爭方針和斗爭策略;在形勢對我不利與形勢對我有利的不同情況下,或敵強我弱與敵弱我強的不同條件下,黨中央就制定不同的戰略策略,運用不同的斗爭手段。一切從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出發,實行靈活的政策策略,使黨始終掌握著革命斗爭的主動權。 

(五)堅持“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培養和造就一大批“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

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著重于“思想建黨”而不是“成份建黨”,緊緊抓住培養和造就“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把黨建設成為一支名副其實的工人階級先鋒隊。 

“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是黨的建設的正確道路。這條道路的要義是:緊密聯系黨的政治路線推進黨的建設,在制定和實行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綱領政策的前提下,以是否同意黨的綱領政策和是否愿意為黨的主張而奮斗為主要標準,敞開大門大量發展黨員隊伍;堅持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的首位,加強黨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和黨性教育,按照工人階級先鋒隊的要求,運用整風方法解決黨內存在的思想和作風上的突出問題,使廣大黨員真正從思想上入黨;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組織原則,嚴明黨的紀律,實行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以德才兼備為標準選拔和使用干部;正確認識和處理黨內矛盾,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重視黨的作風建設,培育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將黨的思想、政治、組織、作風建設融為一體,全面推進,把從嚴治黨貫穿于黨的建設的各個方面。 

“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的關鍵,是培養和造就一大批“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始終從“干部問題是一個有決定作用的問題”的認識高度,竭盡心力培養和造就“最好的干部”,在創辦“有期大學”,培養各級各類領導人才的同時,還發明“無期大學”,推動在職干部的學習教育,提高各級干部的素質。黨尤為重視高級干部的培養,延安整風主要是教育高級干部。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培養的整整一代革命的領導英才,為奪取全國革命勝利奠定了最重要的組織基礎。這是延安十三年成功實施黨的建設“偉大的工程”的決定性之舉。 

(六)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從人民群眾中汲取力量源泉和勝利之本

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形成和堅持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使革命斗爭有了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來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務于人民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它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黨的一切奮斗和犧牲,黨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歸根到底,都是為了滿足廣大人民的利益要求。而黨為人民謀利益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只有通過“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才能形成并得到落實;黨為人民的解放事業而進行的一切奮斗,只有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持才能取得勝利。 

堅持群眾路線,相信人民群眾是思想基礎,依靠人民群眾為實現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奮斗是根本目的,實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是基本途徑。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不僅從理論上深刻論述了群眾路線,而且以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光輝典范,把群眾路線溶化在了黨的全部活動中。廣大黨員干部時刻生存在人民群眾之中,關心群眾的疾苦,傾聽群眾的呼聲,組織群眾的力量,集中群眾的智慧,為群眾排憂解難,為革命艱苦奮斗,開創了黨群關系的最好時期,使革命斗爭有了最廣泛的群眾基礎、最深厚的力量源泉。黨和人民群眾的這種血肉聯系,是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勝利之本,是“小米加步槍”打敗“飛機加大炮”的奧秘所在。 

(七)堅持培育和弘揚時代需要的偉大精神,增強凝聚力和戰斗力

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面對的艱難險阻在常人看來是無法克服的。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從來沒有被困難所嚇倒,始終堅持革命的崇高理想,以“以一當十、當百、當千”的英雄氣概和“革命一定要勝利”的堅強信念,大力倡導和弘揚偉大的革命精神。 

在延安,毛澤東提出,共產黨員和黨的干部的品格和作風應該是:懂得馬列主義,具有政治遠見和工作能力,充滿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腳踏實地富于實際精神,不怕困難、勇敢向前,不謀私利、胸懷坦白、忠心耿耿地為民族和社會的解放而奮斗。他先后大力倡導“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徐特立精神和“一輩子總是做好事”的吳玉章精神,大力倡導“為真理與自由而斗爭”的“魯迅精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張思德精神,大力倡導長征精神、抗大精神、南泥灣精神、“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和愚公移山精神。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還大張旗鼓地表彰了王震等22位優秀領導干部和一大批勞動英雄。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大力倡導和弘揚這些偉大精神,對于增強黨和人民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戰勝嚴重困難和強大敵人,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歷史證明,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強大的精神支柱,就不可能克服艱難險阻,戰勝強大敵人;有了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強大的精神支柱,才能克服任何困難,戰勝任何強大敵人。 

延安十三年早已成為過去,但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輝煌歷史及其建立的千秋功業將永遠閃耀著不朽的光芒;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創造的歷史經驗將永遠是后人取之不盡的寶貴財富;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培育的偉大精神將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開辟美好未來的強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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